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融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法治路径

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法律传统遭受了冷遇,人们热切关注的现代法治精神在本土的成长举步维艰.面对法治所处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转换思路,放弃对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进行单纯的"统一"抑或"同一"的整合,回避二者无益的价值争锋,强调它们在差异下的共存与融合.在尊重中华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法治精神的精华,使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既有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治精神的指导,又有根基深厚的中国法律传统的伦理支撑,引导法治国家,走向伦理社会.     

论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

现代法治精神的构建是以一定的国家传统法律精神为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法律精神是一种法律伦理精神,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是中国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必须实现从法律伦理精神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型。     

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构成要素与构建原则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发展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运用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去指导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实践。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包括遵守规则的法治意识、程序公正的法治思维、捍卫民主的价值理念、控制权力的法治要义、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使党规国法更好体现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     

法治精神: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灵魂

法治精神,是指现代法治国家在依法治政过程中所映现出的民主、客观、公正的根本特质。一个法律制度完备的国家未必就是法治国家,只有当其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权的实际运作内含着法治精神时,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精神与人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法治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法治精神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石。     

被“绑架”的自然法——读郑永流《自然法,一个绝代佳人?》有感

法治国是现在每个国家都积极追求的国家形式,其基础是自然法还是法律实证主义。自二战以后,法律实证主义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自然法却又再次复苏,成为了完美的代名词。自然法虽然较实证法更接近正义法(上帝法),但是其发展依赖于复杂的社会背景,毋庸置疑的受到政治的约束和利用,受到人类认识局限的影响。在追求法治国的当下,自然法该何去何从。     

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具有共生性、同构性与统一性,"良法"与"善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在价值上,法治价值孕育和涵养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制度上,法治体系培植和型构国家治理体系;在过程中,法治能力培育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在效能上,法治建设的成效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法治价值导引法治体系,法治体系规制法治过程,法治过程建构法治国家,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现代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用现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诠释和践行依法治国,一要根据中国现代化进程阐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性和巨大意义,二要用现代的国家观、法治观解读"法治中国"、"依法治国",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浅谈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是指在实在法之外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它来源于“客观规律”、“理性”或“人的 本性”。自然法学充分体现了自然法观念和人本主义,自然法精神崇尚人文主义、尊重天赋人权、高唱自由之歌、恪守社会 契约、倡导分权制衡、弘扬法治精神,它是西方哲学、法学理论中最具持久性的范畴和概念,是西方法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观念 体系。这种社会观念不仅曾使西方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浸入了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稳定的法律意识。     

关于自然法的零星思考

自然法研究意义:国家意识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推动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洛克承袭了典型的不列颠经验主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自然法和实体法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自然法的一些思考来找寻那个在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依然保留下来的规律,仅希望找到最基本也是最值得我们遵循的价值理念。     

也论依法治国与法制政府的关系

从近代法治到现代法治的转型制约依法行政原则的演变,学术界将依法行政原则从依法治国的基础性要求人为地上升到依法治国的核心、关键地位,既有悖于法治的现代精神,又曲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才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自然法思想对民法和国际法的贡献

自然法理论与罗马法学相结合,使罗马法优越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法律;自然法观念促使人们发出对法典化的呼唤,著名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得以诞生;自然法是国际法的基础或渊源。     

我国执法权配置的法律实证分析

执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一项权力,其行使的得当与否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执法权的行使还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一方面执法权交叉重叠;另一方面执法权又行使不力。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执法权配置上存在漏洞,即现行立法过多迁就旧的行政管理体制,过于强调部门的利益,执法权被支解,执法主体过多过滥;同时现行法律制度过于注重对执法行为的约束,忽略执法权的科学配置。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我国的立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即加强与完善我国各级政府的组织立法,规范各级执法权。     

增强法律观念 实施依法管理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公安院校的学生工作必须针对公安院校培养的对象,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学生工作新的特点、新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依法管理的观念,实施依法管理。不断创新和完善学生工作的法规制度体系,使学生工作干部掌握依法管理的基本方法,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的能力,使公安院校的学生工作与党依法执政的大环境同步前进,不断开创学生工作的新局面,为公安机关培养可靠的合格人才作出新的贡献。     

国际法中的时际法规则

国际法中的时际法遵循法律无溯及力原则,即处理国际法中的时际法应遵循"法律事实应以与之同时的法律判断原则";但在具体适用该原则时,应该对权利产生时的法律和权利存续时的法律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产生一个权利的行为受该权利产生时所适用的法律支配;按照同一原则,权利的存在,应当依循法律的演进所要求的一些条件。在争端解决时应以关键日期时的国际法和事实为依据。     

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与法律继承的关系

法律继承是法律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即存在着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又存在着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怎样在吸收和借鉴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同时，又注重发扬本民族的法律文化精华，是我国当今法律发展面临的困境。面对此困境，我们只有全面认识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的优劣，才能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找到契机。     

破解行政执法困境的法治解读

行政执法中的执法不作为与乱作为与执法"有法不遵守、程序不规范、裁量不公正、行为不文明"等密切相关。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是行政执法改革的方向。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必须通过法治化的路径,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推进:严格执法以法制完备为前提、规范执法以公开透明为保障、公正执法以裁量正当为重心、文明执法以人性关怀为内核。     

公司累积投票制之法律经济学分析

2005年《公司法》第106条首次写入了累积投票的公司董事选举方式,虽仅是依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将之规定为任意性规则,但仍然博得了不少学者专家以及中小股东的热情追捧。然而,仔细观察之,累积投票制这一表决权规则违背了公司股东平等的原则,有背弃"一股一票"原则之嫌。并且,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累积投票制扭曲了股东剩余索取权和投票权重相匹配的原则,将引发不必要的代理成本。此外,该选举制下产生的董事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公司原本最有效率的机构(董事会)成为"异议堂",不利于股东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对于外部要约收购市场而言,由于累积投票制的引入,也会产生额外的不确定性和收购成本,从而弱化该市场的效率,导致资源的非优化配置。     

私法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功能

针对如何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所涉法治,既有研究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公法展开,故存在不足,亟待考察私法能否发挥某些独特功能。鉴于公法在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村民与私法的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考虑到私法严格奉行“私法自治”根本原则,由该原则所引申的“私法自治”“合法私利”以及“德法融合”等重要法治意识,不但有益于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而且将极大促进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对相通的、根本性的村民法治意识的良好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其不可任意改变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从规律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刑法的有限性

所谓刑法的有限性,是指刑法的调控范围以及刑罚手段的运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刑法的有限性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触角的有限性,二是刑罚发动的有限性。所谓刑法触角的有限性,又称刑法调控范围的有限制性,是指刑法调控的对象必须是在行为人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发动的有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条件上:第一,刑罚发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二,刑罚发动的实体法条件是刑法的规定性,该条件通常需要通过"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三,刑罚发动的程序性条件是指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