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五礼”

中国古代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也是祖先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份遗产。“礼”和“仪”,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包括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既是人际之间相互交往的准则,又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观念。“仪”则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礼”和“仪”是相互关联的,“礼”是“仪”的标准,     

警惕“红包”变“黑包”

红包，即红封包，在我国南方又称为利市（或写作利是、利事），是将金钱放入红色封套内做成的一种馈赠礼物，民间以它来传递喜庆和慰问。中国人讲“礼”数，“红包”就是“礼”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在市场化浪潮的涤荡下，这种传统的“礼”数也渐渐沾上了“铜钱味”，尤其是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说，“红包”已经异化了：里面包的不再是真情谊，而全是赤裸裸的个人的、肮脏的“小九九”。于是，“红包”实际上就沦为“黑包”了。     

试论“殷礼”与“宗礼”

周初文献记载有“殷礼”与“宗礼”,历来学者有不同解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铜器铭文、文献所载“成王周公之命祀”及封建诸侯等史实作了新的考察,认为“殷礼”指殷人之礼,“宗礼”指周人之礼,这有利于对周初相关史实作进一步的认识。     

“和而不同”: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和而不同”思想认为,“和”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事物发展多样性的存在。这一思想不仅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而且事实上已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精神财富。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和而不同”的社会。把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也就抓住了和谐社会发展的精髓。     

身居“礼仪之邦” 汲取“礼”之精华——读《礼记》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几干年来，礼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志。从孔子的“不学礼，无以立”到孟子的“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再到苟子的“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儒家在对礼的执着追求中创作了许多有关礼的经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礼记》。     

“邓小平理论概论”在“两课”中的地位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不仅是“两课”的中心内容,而且是指引我国走向振兴、走向现代化的正确的理论,对高校的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因而“邓小平理论概论”在“两课”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抓基层”“打基础”相关敏感问题研究

在推进“三基”工程建设中,基层困惑最大的是“抓基层”“打基础”。上级怎样按基层的需要“抓基层”,使其与“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相得益彰;“打基础”怎么打,其范围和标准到底怎样?诸如等等的问题不解决,基层基础工作就难以有作为。从调查看,其实,基层对上级“抓基层”的要求并不多,不过是希望上级能按照公安部的总体部署尽好该尽的如“警力下沉,保障有力”等职而已。当前“打基础”最关键的是明确基础范围和标准,做到“基础信息化,信息基础化”。     

弘扬中华文化的根——仁义礼智信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仁、义、礼、智“四德”（又称“四端”）。西汉时期董仲舒首先把“仁谊礼知信”作为整体道德要求概括为“五常之道”，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后，“仁义礼智信”被官方确定为整体德目“五常”。五常不仅是五种具有基础性的“母德”、“基德”，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     

“坚持”与“说服”——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一种新解读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在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文章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入手,总结了邓小平创造性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脉络,考察了他“说服那些向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的基本内容。     

继承与发展: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理论体系上的一脉相承,而且还表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一阶段”Vs“二阶段”：选务争议背后的玄机

近来,岛内蓝绿阵营围绕“立委”选举及“公投”的领投票方式产生争议,进行激烈对抗,不仅成为“立委”选举在最后阶段的主要议题,而且也为此次选举能否正常进行、会不会引发冲突增加了很大变数。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场涉及投票设计的技术性争议,但其背后却是玄机重重,不同的投票方式将直接影响甚至可能改变选举及“公投”的结果。这也正是双方各不相让的主要原因。     

理顺中医药“明”与“名”的关系

现在全国各地中医药都在实行“六名”战略．这个“六名’’到底是“名”还是“明”，它的内涵包括哪些？人们对此可谓是说不清、道不明。“明”与“名”从字义上来看，二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从说法上来讲，就会出现“明”、“名”难分或“明”、“名”不分的现状。正是这种原因。人们对“明”与“名”不但在理解上出现错误，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误解，特别是在寻医问药方面更是啼笑皆非。因此，对“明”与“名”很有理顺不可的必要。     

“九合一”选举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

2022年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不仅展现各方政治势力基层经营绩效，也会影响未来4年台湾地区基层政治势力的消长变迁，对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民意代表的“二合一”选举也将产生一定影响，故不少媒体称之为对于民进党的“信任投票”,或是2024年“二合一”选举的“前哨战”。“九合一”选举结果对台湾政局影响不小，不仅直接牵动民进党与以国民党为主的在野势力力量消长，而且影响各党内部各方力量的分化组合。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落败，不利于其争取2024年“二合一”胜选。但是，两次选举虽有一定关联，却无法就此预估“二合一”选举结果，原因在于影响“九合一”选举与“二合一”选举的因素大不相同。     

和下属沟通需要“沉默”和“幽默”

在与下属进行沟通时,适当地使用“沉默”和“幽默”这两个杀手锏,不仅能帮你解决棘手的问题,而且还可以让你的沟通能力锦上添花。     

刘树生的“村官”情结

一个资产上亿元的老板自愿到偏僻贫困的农村当“村官”,用管理企业的经营理念去实践新农村建设。他不是农民,经营的企业与“三农”也不沾边,有人说他是“钱多了没处花”,也有人说他是“跟自己过不去”……他担任村党委书记半年来,个人垫资300多万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群众生活条件,不仅带去资金、市场等资源,而且带去了更多新的观念和发展思路。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共青团工作的指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为共青团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也给共青团工作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等方面提供了内容指导。因此,共青团工作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动共青团工作的创新。     

“灰色文化”与青少年犯罪

“灰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非主导价值体系而存在，对青少年不良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它以形式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不断地削弱主导文化中的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内涵，将青少年塑造成具有玩世不恭、过度消费、行为不检点、缺乏理想等个性特征或反社会人格，以致于最终脱离社会主导文化，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大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传播者的领导；正确把握文化选择的向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加强文化劝导力度，提高青少年对“灰色文化”的“免疫力”。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而且也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还从本质层面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同时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始终代表”,它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创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     

礼仪、让城市与生活更美好

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界，讲“礼”重“仪”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代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礼仪问题被忽视了，“温良恭俭让”甚至成了另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