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成因与防控

涉官网络谣言屡禁不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造成巨大的危害,探析其成因,寻找治理路径十分必要。界定了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分析了其传播特点;从官员、网民、媒体和政府多个角度探析了涉官网络谣言传播的动因,并提出了涉官网络谣言的防控策略。     

网络涉警谣言的应对机制研究

网络涉警谣言以虚构、诽谤、谩骂形式出现，严重损害涉谣民警的身心健康，破坏公安队伍整体形象，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基于谣言产生原因的多方面性，网络涉警谣言的治理注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措施是：完善法律规制体系，强化法律对网络谣言的调控功能；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重塑警察的公众形象；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完善涉警网络谣言预警机制，建立涉警谣言信息的快速处理机制。     

政府辟谣速度:快与慢的反思

在诸多由网络谣言引起的公共事件中,政府在危机处理方面"反应不及时"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而快速反应并不代表越快越好,过分追求速度很可能会带来矫枉过正的危险。在不少谣言事件中,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快速反应、积极辟谣,但谣言并没有得到澄清,有的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引发集体行动。由此可见,政府辟谣的快与慢并不一定是谣言应对的关键变量,需要对谣言类型、谣言产生情境、辟谣效果等进行具体考察。     

网络谣言治理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网络涉恐信息的内涵及治理对策

公众对网络涉恐信息的理解与官方的界定存在一些分歧,主要是:网络涉恐信息的载体应不应该包含私密群组、其属性能不能"标签化"处理、其内容需不需要辨识真伪。有学者通过"实验室谣言"证实了虚假性陈述并非完全源于故意、利用"诊所谣言"分析了回避信息真实属性的广泛性、采用"病毒谣言"验证了谣言的威力,这些理论探讨都证明了网络涉恐信息的识别难度。实践中对可能包含涉恐内容的网络信息及关联谣言的鉴别是采用"提醒"或"标注"方式,针对网络涉恐信息的产生、传播和阻绝使用一些必要的"跨界"治理对策,尽管可能存在与法治原则矛盾的情况,但这些措施却能提高网络涉恐信息的溯及、辨识、制止和打击效率。     

有效引导涉警质疑型舆论 塑造良好警察形象——以近年来几起涉警案(事)件为例

<正>涉警质疑型舆论,就是公众基于对涉警案(事)件的了解,对公安机关公权行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疑问,要求警方给予澄清、解释并进行纠错的舆论。在近年来发生的几起涉警舆论案(事)件中,警方的执法方式、事件处置、政策和管理举措等屡遭公众的质疑。在质疑声中,公安机关一次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与调侃型、泄愤型、批评建议型、谣言型等涉警     

少震弱震地区涉震谣言应对困境与策略

<正>地震发生后,谣言总是随之发酵,在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也更大。在少震弱震地区,公众缺乏对地震的认知,为涉震谣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建议强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涉震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制订完善涉震舆情应对预案,完善涉震舆情应对联动机制,并重视涉震舆情长尾效应。     

突发性事件中的信息控制

人际传播主要形式有传闻和谣言。在产生突发性事件、主导传播媒介的权威性不足、社会管理组织决策透明度不高或某些特殊情况下 ,传闻和谣言易大量传播。应建立谣言控制中心对传闻和谣言进行控制。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特征分析——以江苏地区为例

网络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主要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以及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等特征,伴随着谣言扩散的同时还具有动态性、表层性的特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使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和快速性;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微博舆论领袖的作用大、谣言的扩散推动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利用网络发布官方信息,安抚民心。     

拿什么拯救“公众信任度”

2011年9月13日《大众日报》刊登王琦的文章，接二连三发生的“郭美美事件”“高铁事件”“古董鉴定事件”，深深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和承受能力。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群体性事件的谣言特征——以石首事件为例

在群体性事件中谣言通常作为一种异化的人际传播而存在,它往往在群体性事件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为有效控制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就需要对谣言特征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石首事件为例,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特征。     

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必然引起公众极大的心理震荡。公众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事实真相，渴望听到权威部门的声音，而当政府安全管理部门处于缺席状态时，公众内心产生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往往就会转向人际传播、区域外传播或网络传播，谣言于是便大行其道。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等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猜测，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不确定且正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时期，并易产生群体模仿。     

涉军网络谣言的应对策略

<正>随着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大量涌现。网络的即时性、开放性、交互性使信息流动速度、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快速增长,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一些谣言大量充斥互联网并广为传播,社会危害极大,而涉军谣言因其关注度更高,造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恶劣。为此,应打好阻击涉军网络谣言这场"联合战役",维护我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注重治理"三松"问题,强化军方公信力度。美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的控制

网络谣言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伴生物和导火索,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出现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各个阶段,甚至直接引发突发公共事件,破坏性巨大.本文主要分析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与网络谣言的关系,探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如何控制,以最大限度避免网络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     

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

自媒体时代,微博让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记者,对周围发生的事件进行主动记录并传播,这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国家民主法治的进程;但相应地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谣言丛生。本文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微博作为新兴的信息发布平台在此次事件中所起到的舆论推动作用、谣言传播及其对政府公信力的削弱,探讨政府在自媒体时代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     

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涉警群体性事件是指公安机关直接成为冲击目标或者直接由公安机关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众对警察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由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不力,群众缺乏安全感,警察执法不公,引起群众心理失衡,地方政府滥用警力,造成警民对立而造成的.对涉警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需要转变思路,从被动处置转为积极预防;公正文明执法,保障社会安全稳定;面对现实,制定群体性事件预案;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及时发现群体性事件苗头;做好信息公开,引导舆情走向;处置时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慎用强制性措施.     

公众“老不信”的心态分析

是社会焦虑、不公平感,还是思维惯性、情绪发泄,抑或从众心理、逆反心理,老百姓不信任、不相信政府说明了什么,有何特点,怎样应对应当说,"老不信"这个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因为并非所有老百姓都不信任、不相信政府,也并非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每时每刻都不信任、不相信政府,也并非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在任何事情上、对所有官员都不信任、不相信。当然,以笔者的观察,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绝不在少数,而不被信任和相信的官员也不在少数。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并     

论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应对措施

社会泄愤事件中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大量滋生和蔓延。谣言在诱发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导致事件的升级,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倾向。谣言在传播的过程形成了情绪宣泄的渠道,进而起到社会调节的作用。正视谣言,理性地对待,进而采取合理的、正确的应对措施。     

谣言治理中的政府理性

以往我国政府谣言治理是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对"谣言"的表述与日常用语中对"谣言"的表述没有严格区分,导致人们容易产生对"谣言"都可以进行打击的认识误区。同时,立法上对于个别谣言犯罪规定了弹性较大、门槛较低的犯罪构成,因此,时常出现强制力在谣言治理中滥用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对谣言的治理模式,不断遭遇质疑,秉持政府理性治理谣言的呼声逐渐增强。政府理性治理谣言首先应充分理解谣言是民意不当表达的本质和网络自媒体时代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特点,坚持理性思维多元治理,提高政府治理谣言的效能,实现谣言治理与民意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