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一直是主导西方宪政理论发展和宪政实践的最根本理念.现代宪政理论要求国家承担大量积极的政治职能,福利国家是其目标.当代宪政理论志在寻求"有效"与"有限"之间的平衡.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而言,寻求平衡的社会基础并不存在.中国当前在宪政建设方面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启蒙,而不是跨越.     

控、护统一:现代宪法设计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理性选择

国家权力及其运作状态始终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导源于对国家权力不信任政治理念的近代宪政,设计了控权模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必然要求这种模式向现代宪政的控、护统一模式转变。     

对中国传统宪法观念的反思与检讨——以中外宪法观念比较为视角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观念的变迁和发展,而宪法观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宪法观念使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解读产生差异,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中外宪法观念在“根本法”意义和宪法价值层面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厘清传统的宪法观念,进而更新传统的宪法观念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宪政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当代西方宪政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西方传统宪政把"以权力制约权力"和有限政府作为防范公共权力异化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在机制,这种宪政观尽管曾为资本主义的早期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其单纯的控权思路和严格的"有限政府"实践逻辑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和公民对实现积极权利的要求。当代西方宪政变革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宪政发展主要表现在权利观的转型和权利内容的丰富化、权力制约模式多元化和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等方面。     

从集权到宪政——试论军事权控权模式的演进

基于军事权作用重大且易失控的特点，国家自诞生起便对其进行严格控制。从控权主体、控权方法、控权依据、控权范围以及控权程序等方面看，对军事权的控制经历了王权控制军事权的集权模式、军事行政权与军事指挥权分离的分割模式、法律规范军事权的法制模式、将军事权纳入宪政体系的宪政模式。这四种军事权控权模式的渐次递进，体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宪政的文明飞跃。     

法律权威与中国检察权的宪法复归

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中国检察权主要是一种公诉权,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宪政视野下我国控权模式的思考

对比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发展,就控权模式而言,我国的"监督制约"模式与"三权分立"模式各有利弊,如何完善我国的控权模式,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关键。从完善我国权力运行模式的角度出发,提出加强和完善人大代表罢免制度与人大代表对人大常委委员的罢免制度,使国家权力在运行至公民权利的边界时,通过选民对人大代表与人大代表对人大常委委员的监督压力,而将其转化为权利对权力的压力,进而使权力在封闭的环状轨道内运行,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完善我国的控权模式的建议。     

中国问题、中国语境与中国意义——读《宪政与法治的中国语境》

宪政和法治的经验和样式都是西方的,当下中国如何践行宪政和法治呢?<宪政与法治的中国语境>一书从西方经验和中国意义、当下中国法律发展中的中国法律问题的反思和传统与民间的观照三个研究进路对此进行分析,直面中国宪政和法治发展中的问题,解读中国语境下的宪政和法治发展,彰显宪政与法治研究的中国意义.     

制度移植的变异与失败——基于对近代中国宪政的考察

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宪政被移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变异并最终导致失败:国家主义宪政模式背离了宪政自由主义的本质;全能主义政府背离了有限政府的宪政精神;法治变成了"法制"下的"人治".宪政移植变异与失败的原因在于:移植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的紧张与冲突:中国社会传统缺少宪政基因并存在着反宪政基因;移植制度不...     

论程序控权的宪政功能

程序控权是一个重要的宪政问题，其本质就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笔者认为，程序控权的运行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促使效率最大化；并且还会带动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论违法性理论的应然位置

社会危害性概念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社会危害性(实质违法性)被理解为犯罪的一个特征.我国现有的成立犯罪的理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四要件体系一社会危害性"双层结构,但应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置换为法益侵害的概念,并且将之理解为犯罪成立的一个阶层(违法性阶层).此外,还需要醇化构成要件的概念、析出责任阶层.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应改造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也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内部制度变革,而是在一定的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和要求下进行的,并且对其身处的制度环境起反作用。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处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社会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因素构成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在约束条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情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等方面制度环境的变化,构成了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     

WTO与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转型

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WTO法律规则体系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理念与中国的社会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给中国带来的是全新的社会环境,每一个人都在经受着心理层面上的冲突与重新适应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不能回避的程。     

宪法政治性与法律性关系的法理思考

政治性与法律性是宪法固有的两种重要属性。其中，政治性是最根本的，法律性是基本的，两者是政治性主导下的辩证统一关系。合理定位宪法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学的中国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生成原理

犯罪理论最终决定于社会基本特征.犯罪构成源于实体观,犯罪生成源于关系观.犯罪构成在于以罪定刑,对抗性程序和客观事实;犯罪生成在于以刑定罪,协商性程序和法律事实.农业社会是整体生成的,工业社会是犯罪构成的.德日体系是构成论框架下的生成论,仍然属于犯罪构成.未来知识社会的犯罪论,是整体生成、要件生成的,是生成论框架下的构成论,属于犯罪生成.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进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次修宪使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构成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任何系统都具有封闭性和开放性双重特性。刑法也是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同样存在法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之间张力的问题。体系合理的犯罪构成应该既具有封闭性又具有开放性 ,既能限制司法权又能限制立法权 ,既能保护抽象权利又能保护具体权利 ,否则就是有缺陷的。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存在重大的功能缺陷 ,必须予以彻底改造     

论宪法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宪法政治哲学以宪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一个完整、科学的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必须在逻辑上回答"宪法的起点是什么",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认识论上回答"宪法表现为哪些形态",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只有宪法政治哲学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才能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反思

在经济全球化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下,国际经济法的“宪政”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的理论基础也存在诸多局限。在承认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的积极学术意义的前提下,必须正确认识到该理论自洽性的不足,以及在制度构建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历30年，在改革开放第四年我国制定了新中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对我国经济制度做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规定，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我国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中部分条款已明显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尽管现行宪法制定至今已经过四次修改，但小规模的修改没有完全修正宪法条款过时的状况。因此，从宪政研究的角度针对现行宪法中一些过时条款作逐一疏理和分析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