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与WTO多边贸易协定的关系——从“中国稀土案”上诉机构报告切入

“中国稀土案”的上诉机构报告显示,作为双边协定的《中国入世议定书》,因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2条和以该第12条为依据的《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2条而成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附件多边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从而具有了多边属性。议定书与多边贸易协定在谈判主体和过程、体系、内容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解释在依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缔约过程,并结合相应的WTO多边贸易协定规则进行解释。当议定书对某一事项有特别规定时,应当首先适用议定书,再整体适用对同一事项做了规定的多边贸易协定,而不限于该议定书条款所提及的多边贸易协定具体条款。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可以通过决议的方式明确《中国入世议定书》与WTO多边贸易协定的法律关系和适用方法。     

区域贸易安排与所得税差别待遇的消除:现行机制与未来路径

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并不干涉其成员的所得税制度。然而,各国的歧视性所得税措施和正常税制所导致的差别待遇还是会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壁垒效应和扭曲作用。对于构成贸易壁垒的所得税歧视措施,区域贸易安排沿用WTO的非歧视原则来进行规制;对于各国所得税制所导致的差别待遇,区域贸易安排则借助国际税收协定来处理。不过,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国际税收协定的现行机制并不能彻底消除所得税差别待遇,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税收协定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对于追求更高自由化水平的区域贸易安排来讲,可尝试其它新的机制。     

论WTO贸易争端案件中中国的“超常规义务”

本文旨在对如何正确认识、解释和适用中国单方面承担的＂超常规义务＂（WTO-plusobliga-tions）的问题提出法律分析和政策建议。10年前,当中国接受WTO多边贸易规则并加入WTO时承担了大量多边贸易规则之外的＂超常规义务＂。10年来,DSB（WTO争端解决机构）解释和适用＂超常规义务＂时一味采取的严格的字面解释方法,其得出的结论往往不符合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不利于维护WTO多边规则的统一性。运用该方法推导出的裁决不仅不符合非歧视原则,而且加剧了中国在WTO协定下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性,造成对中国的单方面歧视越来越严重。笔者主张,在涉及中国＂超常规义务＂的WTO贸易争端案件中,我国政府和法律界应敦促DSB尽可能采取国际法上的限制解释（restrictiveinterpretation）的方法。这一条约解释方法是基于平衡争端一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公平考量,也有利于维护并促进WTO多边规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承担的某些＂超常规义务＂作限制解释有利于实现WTO协定的整体目的和宗旨,有利于创造一个规则统一的、所有成员享有平等地位和有利于公平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与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 WTO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WTO应为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管理、运作和进一步目标的实现提供方便,并对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管理和运作提供框架。 必须指出,WTO协定及其多边贸易协定,从法律性质上讲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调整的是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而不是商人的具体贸易行为,这不仅涉及到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中有关进出口产品的关税税收、卫生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原产地规则、进口许可证程序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措施、知识产权保护     

《SPS协定》对非政府机构规制的探究

WTO由于直接涉及食品安全、人类及动植物之生命和健康而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13条专门对非政府机构进行了规制.不同于以往只有成员方政府受WTO多边贸易机制的约束,强制性的非政府机构制定、采用或实施的SPS措施受直接约束,非强制性的非政府机构制定、采用或实施的SPS措施受间接约束.当前随着非政府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作用的日益凸显,我国在外贸实践中可以通过非政府机构如行业协会或商会实施的SPS措施,合理规避WTO成员方政府的相关义务.     

TRIPs协定与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权利,TRIPs协定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多边贸易体制 整体的WTO框架之中,因而TRIPs协定在WTO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TRIPs协定是形成 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外在动力,是完善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基础,是强化中国知识产权执法 的契机,必须根据WTO规则TRIPs协定的要求,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的审判方式,完善证据制 度,设立经济安全防范机制,确认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     

美国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项目的合法性分析:以WTO法为视角

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项目是美国鼓励其农产品出口和争夺海外市场的重要有效手段。在WTO法律框架下,美国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合法性的判断,关键看它是否构成《农业协定》下的对出口承诺的规避或规避威胁,是否在《SCM协定》的管辖范围内并且构成《SCM协定》下的禁止性补贴。"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补贴案"首次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项目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认定该项目构成出口补贴和禁止性补贴,违反了《农业协定》和《SCM协定》的规定。为了应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信贷项目对我国农业利益的潜在侵害,我国应通过双边谈判敦促美国修改其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项目,积极推动WTO多边贸易谈判以达成相关规则,必要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程序。     

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论——以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为视角

美国一方面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另一方面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控告中国的禁止性补贴措施之做法，说明美国正在积极行使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应当从美国联邦宪法与国际法之双重视角把握贸易权利之性质并将其分成实体性市场准入权利与程序性贸易救济权利两大类，唯此才能理解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之实质。对美国正在推行的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的对华贸易政策，中国必须用自己的贸易救济权利加以对抗。     

从TRIPS协定看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法

随着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经济形态迅速向知识经济转化，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形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即TRIPS Agreement)，     

试论GATT/WTO协定之私人执行——一个美国法的视角

私人执行GATT/WTO协定是指私人如何行使在GATT/WTO协定下的国家贸易权利。"1934年体制"下"进口竞争性产业"与"出口导向性产业"之间的博弈使得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共同行使国家经济主权中,通过缔结GATT/WTO协定,为美国创设了市场准入权利与贸易救济权利。这些贸易权利要在国内法中被私人执行,则必须创新国内进口与出口贸易救济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