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外国人违法犯罪问题

目前在大量来华的外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这些外国人不仅违反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法规,扰乱了正常的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引发了诸多犯罪问题。三非外国人违法犯罪形势三非外国人在数量上显著增加据统计,近年来,在华三非外国人呈现出显著增加之势。2006年,我国公安机关查处三非外国人3.6万人,遣返出境9560人。此前5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三非外国人122690人;此前近10年间,全国共遣送三非外国人6.3万人次。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外国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三非外国人问题更为严重。2006年,北京市公安局查处外国人三非案件4806起,比2005年上升1.7%,居留审查并遣送出境外国人339人,比2005年上升54.1%。2005年,广东省公安机关查处三非外国人逾8000人,2006年仅广州市就查处三非外国人3900多名。     

论“三非案件”处置对策

"三非"人员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国人,本文针对"三非"外国人犯罪日渐增多的状况,提出相应得解决对策。     

上海外国人“三非”违法案件

近年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简称“三非”）问题日趋严重。上海“三非”案件特点及采取的对策措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启示意义。     

“三丰”外围人违法犯罪问题

目前在大量来华的外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这些外国人不仅违反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法规，扰乱了正常的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引发了诸多犯罪问题。     

外国人非法就业治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我国对外国人非法就业管理上存在不足,外国人非法就业成为外国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要着眼于外国尤其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在治理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方法和经验,结合我国治理非法就业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探索外国人非法就业治理的措施。     

走向有序统一：三非外国人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的腾飞,三非外国人在中国日益增多。尤其是非法就业现象日益严重。从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看,外国人打黑工的现象具有不可避免性,它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现阶段对外国人非法就业采取的治理措施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在体制、机制、技术等方面的诸多缺陷,导致治理成本居高不下,治理效果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治理经验与制度,不断完善中国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的制度设计,使之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分散走向统一。     

多项法律近日密集施行

加大打击"三非"外国人力度、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劳务派遣公司准入"门槛"提高……进入7月,《出境入境管理法》、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连同《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一批新法律法规开始正式施行. 加大打击"三非"外国人力度 《出境入境管理法》7月1日起正式实施,原有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同时废止. 《出境入境管理法》积极回应了广大华侨的现实需求,规定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回国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提出申请,也可以由本人或者经由国内亲属向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申请.     

江苏省外国人非法就业问题的处置对策

外国人在我国非法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不仅损害国家主权,扰乱社会秩序;对于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利益也无法保证.本文指出对于非法就业问题的处理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处罚力度;多部门之间形成联合执法,也需要公安机关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意识.     

“洋黑工”的上海梦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不仅需要护照签证手续齐全,而且必须有中国劳动部门出具的就业许可。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打黑工＂现象也多了起来。继珠三角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成其掘金首选地。     

广州外国人犯罪与防控机制研究

广州历史上就是中西通商的重要口岸,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来穗旅游、留学、经商、就业的外国人快速增长,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外国人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也较为突出。广州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涉外管理服务模式,加大了对＂三非＂外国人的查处力度,成功打造了一批外国人聚居的示范社区,但仍需进一步调整境外人员管理体制,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外管人员管理的综合信息平台,真正做到外国人在穗犯罪的可防、可控。     

出卖珍贵文物的定性分析

出卖珍贵文物的行为,根据刑法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不同的罪名。非业务的出卖珍贵文物类型的犯罪,可以构成非法向外国人出售珍贵文物罪、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作为业务的出卖珍贵文物,可以构成倒卖文物罪和非法经营罪。     

公安英语口语语篇分析

公安英语口语主要是指公安人员在实施涉外管理中所用到的英语口语。按照公安人员接触外国人的类型把公安英语口语划分为两类,即公安人员接触非违法外国人时所用的口语和公安人员接触违法外国人时所用的口语。在衔接手段、主位推进模式和语域一致三个方面,这两类公安英语口语语篇有其特点和规律,公安院校提高英语口语教学质量和在职外事公安人员英语口语能力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和规律。     

论外国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是指参与主体(或参与主体中比例较高)为外国人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将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概括为维权型、政治背景型和突发事件型等三种类型。外国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既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际影响和国际关系。每个国家对境内的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所选择的处置模式,都源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对该类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因此,我们在处置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时,应当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遵守国际法,并照顾国际关系和国际影响,应对外国人群体性事件进行分类管理,建立健全科学的处置程序,并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相关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在我国的立法确立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是用具有技术操作性的条款,设计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审前供证合法性的庭审前置调查程序,它具有书面诉答、裁量启动、独立调查、辩方提出、控方证明、庭审为主、庭外补充、二审监督等八个方面内容,具有重大法治进步意义。《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不足,一些条款规定过于原则化,容易形成相应的操作难题,应通过确立我国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操作重点、操作原则以及三个操作"路线图"等实务技术手段,渐次加以解决。     

论对驱逐出境裁量的控制——基于比例原则的探讨

国际法承认国家拥有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的权力。基于这种权力对外国人必然造成的不利后果,以及驱逐出境本身广阔的裁量空间,对驱逐出境裁量权行使的控制日益受到重视。行政法中的"帝王条款"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决定将外国人驱逐出境时,必须衡量驱逐出境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是否属于对外国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并且对外国人权利的损害是否小于所实现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充分体现外国人权利保护的理念。我国可以考虑从增加规定裁量要求、强化司法审查和制定裁量基准三个层面加强对驱逐出境裁量的控制。     

"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之比较——浅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传统观念和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和制约,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特殊意义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在比较"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并提出对其完善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移民、非法移民概念的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移民、非法移民的相关规定,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大多是研究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的移民问题,涉及中国作为移民输入国的移民问题,特别是其中非法移民问题的成果少见。研究我国外来非法移民的相关问题,必须从法律上界定“非法移民”的概念,这就必须首先界定”移民”的概念;同时,还必须进一步理解“非法移民”与“三非人员”、“难民”等相关概念的关系。     

外国人管理中的法律问题及昆明的应对措施

随着来华外国人大幅增加,其出入境、居留中涉及众多法律问题,昆明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桥头堡应当根据国际法和外国有关法律法规确定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并加强外国人管理,还应该采取措施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在昆明工作,如赋予其永久居留权。     

在华外国人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基于京、沪、穗三地近十年来外国人犯罪的整体状态和案发规律,以及世界各国外国人犯罪冲击本国社会秩序、国民心理,乃至成为国家非传统安全的隐患的现实,我国应当充分重视在华外国人违法犯罪活动的现实与潜在威胁。在立法体系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当前防控外国人犯罪的司法实践产生诸多问题,应本着维护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原则的基础,兼顾对等原则,构建应对外国人犯罪的法律与实践处置措施。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分析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当代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在中国刑事诉讼之中,但它在司法实践中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本文从非法证据的价值分析入手对此问题做了一系列的探讨,并做了简要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