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

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些所谓的大城市病,只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规律,从区域和城市角度,高瞻远瞩地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统筹城乡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     

我国大城市病及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治本之道——兼谈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愈益严重。治理大城市病、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已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政府管理者排上行政日程的重要问题。集聚经济的作用,决定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大城市化趋势,但大城市化未必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完善的市场体制可以使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形成自动调节机制。相反,集权体制的存在,则使城市人口规模呈更大(或尽可能大)的倾向;在集权体制下,亦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治理大城市病、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改革集权体制,打破城乡壁垒,这才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治本之道。     

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农业的相关性

城乡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群的不断出现，依托并服务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群的城市农业应运而生。城市农业由低到高的三个发展阶段与城乡一体化的三个阶段存在相关性。城市农业既是城乡一体化的产物，又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     

谱写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北京市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尝试,"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取得良好成效。开展"疏整促"专项行动,加强人口调控,推动中心城区人口向外围疏解,在同时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和"三农"问题的两条战线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城市危机管理的日本借鉴

<正>从城市化战略上,应该限制超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发展,防止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这样既能防治"城市病"问题,又能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迫切要求我们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理清城市发展思路,完善城市发展政策,推     

"十三五"规划须补不足、找平衡

<正>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也是首都发展的重大机遇。"十三五"规划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中谋划北京的发展。北京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达较高水平,但经济社会、区域、城乡发展呈现很不平衡,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人民群众期待和中央要求有很大差距,尤其大城市病严重,功能过于集中,城市承载力和环境资源承载力超限。     

完善小城镇社会服务功能的问题及建议

正小城镇不仅是承接农村人口转移、联系大城市和大农村的重要枢纽,更是控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的一道"防洪闸"。因此,完善小城镇各项社会服务功能,辐射、带动农村发展,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纽带"和"闸门"作用,有利于促进大城市、小城镇、大农村三者协调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农村人口向居民聚居点、小城镇、大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小城镇发展的总体态势不错,但也     

人口疏解未必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当前,大城市因市中心人口密度较高、拥堵较严重而采取疏解人口和发展多中心城市的策略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疏解人口之前,我们应廓清城乡、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本质区别,把握疏解人口与城市通勤、生产和生活的相互作用,理顺人口密度、疏解人口与交通拥堵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科学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并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地区治安特点分析及治理对策探讨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快,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财物流动性不断增强,成为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发区和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部位。研究大城市城乡结合部特殊区位特点,努力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丰富治安防控手段和措施,对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治安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凸显,人口过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显然,给底层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障碍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良策。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设置上班错时制度、打造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等多个层面着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大城市规模的思想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写专文阐述其城市观,但他们关于城市的论述散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的论著里。仔细梳理他们关于城市的表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限制大城市规模的主张,他们对于大城市的形成条件及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于大城市的正面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以及他们对城乡关系走向的展望,都有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意蕴。这种意蕴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共产党人所制定和推行的大城市政策。     

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凸显,人口过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显然,给底层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障碍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良策。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设置上班错时制度、打造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等多个层面着手。     

借鉴社区防控经验 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规范化、常态化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要着力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宜昌市虽然不是超大城市,但在城市基层治理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如何总结借鉴这次疫情防控经验,推动城市     

富饶 秀美 宜居 乐活 湖州中心城市新形象

城市因建设而美丽,因宜居而乐活近年来,湖州市以"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为战略目标,立足"生态、文化、和谐、精致"的城市特色定位,积极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自"十一五"以来,湖州市更加注重民生为本、     

国家计委对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提出六条建议

一、树立“经营城市“观念,避免不切实际的“现代化“,注重效率、特色、创新。二、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选择区位重要的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大城市产业发展更多地考虑与周边地区的关联度,充分利用存量资源条件或延长产业链条成为创新基地。三、率先推行城乡双向开放政策,同时改革就业政策、农村土地制     

可持续发展城镇化

正如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德国的"去中心化"城镇群协同化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城镇化承载了人类追求品质生活的美好向往与理想。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飞速发展,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增至2015年的56.1%,增加了38.2个百分点。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诸多"城市病"。按照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     

万州:“五个重庆”建设吹响重庆第二大城市建设集结号

<正>2010年5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加快把万州建成重庆第二大城市的决定》,明确提出万州要围绕以下六大重点工作抓好第二大城市建设:□高水平规划建设百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突出特色建设库区现代产业高地;□大力构筑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着力提升区域性公共服务功能;□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库区对外开放门户。这六大重点工作为第二大城市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万州以"五个重庆"为抓手,迅速掀起了重庆第二大城市建设高潮……     

新型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诸暨应以大城市建设为龙头,以城市升级为主线,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提升城市功能,加强城市管理,创新发展机制,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统筹联动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正确认识违建问题,拆违为了城市明天更美好

<正>拆违是城市病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城市治理重要的内容。站在历史的角度认识拆违问题,大量的违章建筑出现与其它大城市病一样是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作为大城市病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违章建筑也成为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阶段重要的城市治理内容。我国的城市化快速进程是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在此背景下五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在城市     

城乡一体化下的城市环境建设——科技创新与城市管理论坛成功举办

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水平,为改善城乡一体化条件下的城乡环境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为全国其他城市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当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建设"三个北京"的目标和要求,这正是推动北京城市管理上新台阶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也是对广大城市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一个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