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赔偿激励机制的运行准则

司法赔偿制度应以法律理性为核心,在依靠强制性秩序保障的同时,运用引导性规则,激扬人性趋利之本性。司法赔偿激励机制的良性运作,一方面要坚持原则支配,支配激励机制中司法机关的行为与赔偿请求权人的权利实践。另一方面要坚持规则优先,切实有效地调整司法赔偿法律关系。原则支配与规则优先,是司法赔偿制度激励机制的运行准则。     

后民法典时代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民法典》及知识产权专门法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仍存在多重困境，主要表现为适用条件难以明确、赔偿基数难以确定、赔偿倍数缺少统一标准、法定赔偿的滥用等。为此，在后民法典时代，应以《民法典》制度框架为依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路径，细化惩罚性赔偿主客观适用要件，优化计算基数和倍数的认定标准，厘清惩罚性赔偿和法定赔偿的法律分工，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反思

限额赔偿制度客观上减轻了高危作业侵权者的赔偿责任,为受害人请求完全赔偿设置了法律障碍。从安全正义价值、现实经济理由以及法律规范位序等角度分析,我国现有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缺乏合理性。有必要修改《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最终废除高度危险责任领域中的限额赔偿制度。     

论刑事冤案的司法赔偿——由“张氏叔侄案”说开起

刑事冤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继佘祥林、赵作海案之后,随着浙江张氏叔侄案的曝光,刑事冤案的司法赔偿问题再次成为我国舆论及司法关注的焦点。对于刑事冤案,各国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做法,刑事冤案赔偿的性质及归责原则因此也有所区别。本文从张氏叔侄赔偿案出发,结合《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司法赔偿的规定,论述我国刑事司法赔偿的现状和张氏叔侄案的赔偿依据,包括:赔偿范围、归责原则、赔偿标准、赔偿方式和精神损害赔偿等等,提出我国刑事冤案赔偿存在的诸多缺陷,并在借鉴各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就全面革新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切合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切实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     

司法赔偿制度目的论

修改《国家赔偿法》应重新审视其立法理念。目前法律中关于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定位的错误,导致了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性。对于一部以关注负值交易关系为核心的赔偿法律制度,应以平复损失作为存在并适用的根本目的,将人权保障从理念变为现实。     

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着赔偿范围过窄、赔偿程序不合理、赔偿标准太低、追偿制度法律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在立法时，应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简便赔偿程序、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追偿制度，以此完善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     

论我国司法赔偿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自实施以来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尤其是司法赔偿程序的很多方面都缺乏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我国司法赔偿程序中的确认程序、先行处理程序、复议前置程序、审理决定程序、执行程序以及追偿程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通过分析其所存在的缺陷及产生的原因,以体现司法赔偿制度的目的、反映程序效率为准则,提出合理建议,以期对我国司法赔偿程序加以完善,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上的赔偿责任与刑事法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刑法方面，应将刑事损害赔偿与量刑、缓刑、减刑和假释联系起来；将刑事损害赔偿作为一种单独的刑事判决形式；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方面，建立以损害赔偿为条件的起诉保留型的缓起诉制度，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和刑事案件处理中的调解与和解制度。在刑事执行法方面，建立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台湾行政赔偿制度研究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两岸顺应时势潮流建立了各自的行政赔偿制度。台湾行政赔偿制度之性质、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方面均与大陆的制度有所区别 ,探讨其制度设计之法理 ,检讨 2 0年来实施运作之得失 ,有利于大陆行政赔偿制度之健全与实施     

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已成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扩大开放的现实需要。司法须厘清和限定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在保护产权与鼓励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论学生伤害事故限额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现行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赔偿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结合交通事故限额赔偿责任制度与现行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赔偿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目前的法治环境中,建立学生伤害事故限额赔偿制度,完全具有可行性。     

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思考

惩罚性赔偿制度又被称为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制度,故其对于赔偿金额的确定就不限于受害人的损失。我国目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只解决了有没有惩罚的问题,却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其惩罚力度的不足、适用情形的严苛,极大地削弱了惩罚、惩戒及示范的作用。     

游客如何维权

在参团旅游期间，游客遭遇最多的是旅行社擅自改变行程或遗漏票点。对此，按照法律制度中的违约赔偿制度，游客可以要求旅行社对所造成的损害给予全额赔偿。通常情况下，游客愿与旅行社协商，希望达成和解。但因游客在签订旅游协议时未明确约定旅行社违约后的损失赔偿办法，旅行社一般按自己的标准对游客作出赔偿。这种赔偿经常是很不足够的。     

WTO环境中警察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

中国加入 WTO后 ,根据国际法优先适用的原则 ,我国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国内法进行全面的清理 ,以便对国内法中存在的与国际法不相符合的内容进行修改或废止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与国际法的对接 ,形成适合于 WTO法律体系框架原则和规则要求的司法、执法、管理制度环境和文化。我国警察制度创新也应与 WTO规则相适应。     

司法文件:法律虚置后的裁判非正式规则——规则供给与文件政治的二重读解

司法文件是中国文件政治现象在司法中的投影。它既非多数民主、也非个体决策,而是高层精英司法偏好的制度化。在法律软执行后成为法律的等功能替代物,发挥着与法律近似的制度供给功能。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审判纪律约束、法官的功利化、地方法院竞争及治理化倾向是催生它的动力机制。法官对司法文件有"位阶优先"的强倚赖心态;中国的政法传统与司法管理的强科层制是它运行的制度环境。立法权对司法文件等"非法律之法"的容忍,传递出法律设计的理性之非。欲解围二律背反之困局,不能仅期待立法权主导的精细化立法,该目标只是立法者不可放弃的理想;还应规范与强化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辅佐"机制,鼓励地方法院"试点"替代法律适用性司法文件的新举措。否则,即使催生机制全部消除,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司法需求还会使法治期冀的规则之治屡遭否弃,臆造出新的超法律之法。     

TRIPS与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分析

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相关法律问题所引起的争议颇多,其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主要涉及归责原则、赔偿方法、赔偿数额等内容。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了统一规定,WTO各成员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必须考虑其规则要求。我国在构建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过程中,应当考虑商业秘密自身的特殊性,在立法上应将无过错责任原则引入侵权归责体系,并对损害赔偿数额作出统一规定,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以便于实际操作和具体适用;同时,在司法上应灵活运用损害赔偿方法,以充分体现合理补偿的原则。     

以社会公众评价为视角研究司法公信力之提升

司法公信力对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它是司法的生命,是法律权威与尊严的前提,但当今社会公众对司法公信力有所质疑.文章阐述了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关系,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国家法与民间法相协调、司法裁判与司法调解相结合三方面提出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下的司法公信力提升路径.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发展战略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在某些领域已成为客观现实。面对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既要立足国情,又要“顺应世情”,树立新的法律观。现在仅仅在本国角度,平面地考虑法律制度的框架已远远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必须瞄准国际通行规则和先进标准;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实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     

个人信息保护新思路——基于惩罚性赔偿的角度

通过对相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收集和研究,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受害主体自身维权积极性不高、侵权主体所受惩罚力度低、罚金少、再犯率和累犯率高等困境。个人信息侵权人通常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利益,出于对信息安全的保护,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赔偿的提出主体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可以采用“基数×倍数”的方式计算,而其具体的分配规则可以参考我国其他领域内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规则。     

论组织性对我国赔偿范式的影响

家庭或集体是我国组织性的表现形式。在家庭或集体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因组织性的影响,个体是缺乏规训和承担责任的个体,由于牵累关系,家庭或集体无法对个体放任不管,它们会寻求用赔偿范式解决纠纷;又因赔偿有利于被害人、体现了对加害人的惩罚,并可以消除双方对立等,这些因素也使得双方愿意寻求赔偿范式来解决纠纷。受组织性影响,严格责任长期存在于我国的赔偿制度中。现在赔偿范式虽然受国家制定法的挤压,但因家庭或集体仍然存在影响的缘故,赔偿范式溢流到了民间,形成了我国"私了"的赔偿文化。伴随恢复性司法的兴起,赔偿范式可能成为我国法律制裁的主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