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程序构造的模式化新探——以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为视角

刑事侦查构造是理解刑事侦查程序的重要理论范畴。在传统视角的观照下,侦查程序构造并未得到恰当的诠释,亟待视角的革新与范畴的重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刑事诉讼现象的法律实质,其包含了主体、客体以及内容三项要素。实体形成面与程序过程面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两个侧面,两者相结合为侦查程序构造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实体形成面来看,侦查程序构造存在单轨制与双轨制;而从程序过程面来看,侦查程序构造又可分为司法主导型与控方主导型。     

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改革研究

针对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表现出的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及其当前主要存在着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了侦检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等改革观点。笔者提出的具体改革设想是：检查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应对现有侦查队伍进行整合和整顿；据情实行一步式侦查或二步式侦查体制；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都应当进行预审；实行侦查接受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羁押分流制度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元鉴定体制     

对我国刑事侦查制度的反思——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

侦查是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办理刑事案件最基础的工作和重要的诉讼手段。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都属于诉讼程序的启动阶段,对随后的起诉、审判有实质性影响,因而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形成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下的纠问式侦查模式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下的对抗式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刑事诉讼侦查结构基本理论探析

侦查结构是指在侦查阶段由侦查目的所决定着的刑事诉讼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 ,具有法定性、整体性、宏观性、动态性、双重性、功利性、稳定性、多样性、能动性等特征。依据其基础理论的不同可分为纠问式侦查结构、弹劾式侦查结构和诉讼式侦查结构 ;依据法系的不同可分为大陆法系的侦查结构和英美法系的侦查结构。侦查结构与刑事诉讼构造之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侦查结构的建构受制于刑事诉讼结构 ,反过来又影响刑事诉讼结构的运行。     

侦查指挥构造的法理解析

侦查指挥构造是侦查体制的核心和枢纽,其核心是决策和组织,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刑事侦查指挥构造不仅仅指刑事侦查指挥的范式,还应当包括这种范式下侦查权和指挥管理权的运作方式。在组成体系上,由侦查决策、侦查组织、侦查实施和侦查协调等子系统组成。从结构分析视角而言,侦查指挥关系包括侦查指挥主体、客体和内容三项要素。一个国家侦查指挥模式的型塑与该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社会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构建我国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我国在侦查领域没有实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侦查人员也缺乏司法审查的观念,现行侦查立法中的诸多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背离司法审查原则的现象,直接导致了侦查中的违法行为.分析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原则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考察司法审查原则的起源及其意义,构建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和司法制度改革所必然的.     

浅议侦查价值观的转变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调了物证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其精神实质是要确立物证本位的侦查价值观。然而,我国长期受纠问式诉讼观念的影响,刑讯逼供、缘供取证现象屡见不鲜,物证本位侦查价值观并未在实践中真正确立起来。转变传统的侦查价值观,要提高侦查队伍素质,转变诉讼价值观念,强化证据意识,推进刑事科学技术发展,提升侦查破案的技术含量,加强对侦查过程的司法审查力度。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控对策

一个案件最终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一般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刑事错案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刑事错案。减少刑事错案,应立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依法侦查取证;正确认识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我国正在经历“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的司法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法律意见,但并未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的权利。从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律师阅卷权法理基础等方面考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通过公安电子卷宗制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严格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等配套措施,避免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能够确保律师更为充分地了解案情,进而提供更为有效的辩护,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我国侦查程序引入对抗制之必要性--对我国侦查模式的反思

在我国庭审改革日趋对抗化的今天,侦查程序中的职权主义模式依然未改变.目前我国侦查体制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纳入侦查阶段的相对人的权益保护.应该对现有的侦查模式进行反思,在侦查的必要性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使侦查模式更符合法治和人权保障要求.为此,应加强侦查相对人的调查取证权和辩护权,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有效的制约侦查权,形成良性的对抗机制.     

高校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应做到四个结合

建构高校学习型领导班子是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将学习型组织理论引入高校领导建设是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创建学习型领导班子要与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结合起来,要与学校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要与解决师生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要与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落到实处。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适用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的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以程序正义为视角论侦查程序诉讼化

程序正义是人们所公认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侦查程序诉讼化是侦查程序存在的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针对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研究必须以侦查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价值为起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剖析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对未来侦查程序诉讼化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价值基准

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公共性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内在本质。在社会建设中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仅能够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水平,而且能够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应以补偿性公正原则妥善解决弱势群体在生存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应以人性化和柔性化的姿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中心环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中国社会正义缺损问题之思考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判断的标准是建立在义务论基础上的基本道德,正义的具体形式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根据这些概念与判断,认真审视目前中国社会关于正义的判断标准以及各种具体正义形式之不足,进而探寻改善社会正义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正义的秩序解读

人类由于相互交往,组成社会,构建国家。为了保证人类自身的长久共存,形成并创造了一系列的规约,对社会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与控制,从而达成整体的稳定、有序。然而,秩序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与衡量标准,秩序只有与正义达成和谐统一,只有符合正义的价值诉求,才能最终形成社会的有效化治理,人类也才能不断的走向文明与进步。     

论侦查的起点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过高,使得一些有线索的案件达不到立案的＂合法＂要求,这不仅限制了侦查主体在程序启动上的主动性,而且严重制约了对相当一部分犯罪的预防与打击。文章借鉴域外随机型侦查启动模式,提出了以＂犯罪线索＂为起点启动侦查的＂立线侦查＂模式,并对其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实施要旨进行了分析。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侦查悖论探析

悖论有严格与泛化之区别,按照此种区分侦查中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侦查程序与保障人权、侦查的强制性与任意侦查等属于泛化的悖论。鉴于悖论的可消解性,在侦查过程中应当严守正当程序原则,争取以最小的权利侵害实现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将侦查区分为令状侦查、无令状侦查和令状例外侦查,以实现悖论消解,使得侦查发展的道路更加明朗。     

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在现代刑事司法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兼顾的背景下,在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与程序意识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在我国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正义的渴求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如何让我国的侦查讯问走向"法治化"是一项必须且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一种内在规律,程序法中法律规则立法之细致严密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重要条件。但是,规则之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侦查讯问法治化的实现不仅需要规则之治,也亟需具备其他相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