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制与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

官僚制形成后,官僚职业使行政人员出现经济人角色与公共人角色的冲突.行政管理层级过多导致行政人员公共人角色弱化,组织扩张又导致经济人角色强化.因此,可以通过以服务行政确定行政人员的工作对象、以市场化确立行政人员的工作目标、以扁平化组织满足行政人员的需要为手段消除角色冲突.     

反思“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对于“经济人”假设是否适用于公共领域,官僚制是否该摒弃“,企业家”政府是否能取得实效,把公民当成顾客是否适当,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从官僚体制的视角分析公共投资规模的膨胀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一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在内需短期不振的情况下,公共投资成为短期内的必然选择。在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官员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从其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通过考察官僚、利益集团、居民的相互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分析方法探求政府官员过度公共投资行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公共性及实现机制探讨

公共性是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公共人力资源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中。但近十多年来公共性却有所缺失,如滥用公共权力突击提拔干部、带病提拔干部、买官卖官、权色交易等现象严重。实现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性的路径有塑造公务员的公共精神,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人才战略,选拔一心为公的优秀人才,培养公务员的公共治理能力,激励实现公共利益的积极性,预防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等。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街头官僚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的学术期刊文献分析

以2003~2014年CNKI的期刊来源库收录的77篇中国街头官僚研究文献为样本来分析,我国街头官僚研究呈现出五大热点主题：进行理论推介,将国外街头官僚理论及其最新成果引介至国内;进行理论对话与借鉴,明晰街头官僚概念在我国的群体所指;从自由裁量权视角入手,分析街头官僚的特殊地位;从政策执行角度,缕析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责任要求,探讨控制街头官僚的方式和途径。研究趋势包括：街头官僚群体的界定研究;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的继续研究;街头官僚行动逻辑的继续研究;政策执行视角的继续研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创新研究;信息时代下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的电子政务研究等。     

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是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递进性发展。新公共管理范式并不是对官僚制的摈弃,而只是对其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官僚制组织适应性危机与公共组织制度创新——虚拟组织的导入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层官僚体制面临着适应性危机.把虚拟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为克服传统官僚制适应性危机、提升公共组织应对组织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提供了一种组织制度方面的创新形式.     

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权益保障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享有公共产品权益的政策。这些政策较大程度减轻了农民负担,带给农民实惠;但政策本身与政策对象的需求存在偏差、政策调整存在滞后性、政策执行中缺乏监督、资金不足等政策执行中的瓶颈问题凸显。为此,需要通过提高政策质量、加强政策执行的财力资源、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等措施优化政策执行过程,提高政策效能以保障农民享有公共产品的权益。     

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分析

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公共行政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意义和范畴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这里我们把它和公共行政理论放在一起考察,是因为它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政府主体及其活动规律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之中.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如经济人的假定、效用最大化、交换及供求分析等要素,分析现实生活中与民众相关的政治个体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府及各种政治团体的行为特征.研究的范围和重点已不在经济学领域,而是延伸和扩展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当中.用该理论创始人布坎南的话来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因而公共选择理论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官僚经济学”.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传统官僚制的超越

新公共管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就备受瞩目,几乎成了公共管理理论的代名词,对它的批评也如对它的颂扬一样,几乎充斥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所有刊物。但不论是颂扬也好,批评也罢,新公共管理理论代表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官僚制的超越,从而表现出一种向服务行政过渡的趋势。     

行政人员:"经济人"还是"公共人"?

“经济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从事经济活动的现实人的本质抽象。理性、自利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中的个人与市场中活动的人一样,是“经济人”,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种理论把政府听个人理解为“经济人”是有缺陷的。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和行使的行政人员应该是“公共人”特性的集中体现,应该是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决不应该是“经济人”。     

政策执行创新:提升党执政能力的关键

我国的政策执行效率低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实现政策执行创新是现实而紧迫的,是提升党执政能力、实现高效行政的关键;新公共管理理念对于改善我们的政策执行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剖析造成政策执行困境深刻原因,更有可能探寻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论作为"公共人"的行政人员

“经济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经济领域活动中的现实人的本质的抽象。理性、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中的个人与市场中活动的人一样,是“经济人”,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本文认为,该理论对政府中的个人作“经济人”理解是有缺陷的,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和行使者,行政人员应是“公共人”特性的集中体现者,应该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思考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离不开一定价值的引导，“由一种特定的价值和信仰支撑的人事制度，在公共人事管理的历史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而且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优劣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效率，将取决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对此公共人力管理中价值取向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异化及其救治

公共管理是传统公共行政之公共性以及一般管理之工具性的结合体。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性。但由于过多关注公共管理的管理性,强调其工具取向以及技术理性,诱致了官僚制的畸形发展、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现象,使得公共管理公共性异化和缺失,引发公共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应从组织再造、职能转变以及寻租规避等方面予以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