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复合治理

开放社区由于其场域建构过程的风险属性,越来越成为各种类型矛盾和冲突关系集聚的时空场域。在各种传统和现代因素影响叠加、社区内致性风险和外部冲击相结合的复合型风险背景下,开放社区公共安全成为城镇基层治理的紧迫问题。通过复合治理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维框架的分析发现,当前开放社区存在着宏观制度缺失、中观场域系统弱化和微观行动能力不足三大困境。城市开放社区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要实现安全治理的目的,单单局限于社区某些领域或者社区安全治理本身的举措和机制的调整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在现存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在复合治理理论视阈下,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治理路径应是:加强"一核多元"社区安全治理制度设计,建立弹性协调的社区安全治理中观机制,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治理微观共同体。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跨越国家治理的历史困境：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

国家兴衰、治乱循环是国家及其治理面临的历史困境。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双重疏离。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解决国家衰退的根本途径。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使能的、回应性的、包容性的、公共课责性和开放透明的治理。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是透过知情的人民、对话的人民、咨商的人民、参与的人民、合产的人民、自治的人民等机制得以实现的。实现人民中心的国家治理有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场域的发展和社会力的培植、社区导向的治理以及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新媒体如何有效“嵌入”农村社会治理

新媒体在村庄场域的兴起拓宽了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助于培育农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行为,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农民在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从新媒体、农民、政府等层面采取措施,实现新媒体与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契合。     

论社会变革中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机制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迈向治理的基层党建创新：路径与机制

党的建设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核。文章从党群关系的实践性出发,探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机制。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是激活党建动力和路径的重要载体,赋予基层党建以政治活力。党建在嵌入乡村治理场域的同时再造了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党群关系日益成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粘合剂。因此,乡村治理既是农村党建创新的起点,也是其归宿。当前农村党建创新需要立足乡村治理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不断拓展其深度和边界。     

持续提升网格化社会治理效力

<正>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与服务方式,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制探索。2017年,江苏就着手探索推动"以平安稳定为主业、以全要素网格为基础、以智能化应用为支撑、以网格化中心为枢纽、以联动共治为核心"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是全国首个全省域推进的省份,呈现出广覆盖、全要素、智能化、大联动的特点。当前,江苏网格化社会治理初步解决了源头信息采集、安全隐患发现、部门力量资源融合等方面的难题,但运行中还存在管理痕迹重、社会参与少、信息共享难、人才支撑弱等不足。对此,有必要通过网格化的系统治理与综合施策,进一步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常州:倾力打造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

<正>小事一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近年来,常州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的决策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性站位,倾力打造全要素、全市域、智能化、大联动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今年2月,全省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部署推进会在常州召开,常州经验得以推广。     

比较视野下新时代边疆治理职能定位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从国家的边缘状态被推移到了全面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场域前端,边疆治理被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场域。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契合了边疆时空场域变迁的趋势,立足解决边疆地区多样性跨域性问题,实现对族际主义、地方主义治理取向的共生与超越。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边疆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差异,熟捻边疆治理的特征和在新时代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促进边疆治理的转型发展。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当通过党建引领、经济激励和文化带动机制,使专业化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治理主体性塑造与法治生成

治理主体性理论从逻辑、历史、实践等角度对法治构成支持。治理主体性来源于人之为主体并以主体身份进入社会及政治场域的基本属性,这一定性实现了对人的诸多传统状态的历史突破,并为构筑新型政治实践奠定基础。新的治理主体性设置创造了法治意义上的人,构筑了法治的基本价值立场,明确了政治权力在法律中的定位。治理主体性从培育权利及控制权力两个方面推动法治的成长及进步,并为自治性法治体系的形成确立逻辑起点和运作机理,进而推动创造了治理公共性及开放性的法律架构。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公共治理长效机制的建构逻辑

长效机制是一种在公共问题长期稳定存在的状态下,以既有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实现可持续性绩效为目标的规范治理模式,具有稳定性、规范性、韧性和工具性特征。长效机制的建构包括发生情境、过程模型、运行要素三重要件。治理问题具有长期性与稳态性、治理结构具有绩效基础与转换空间、行动者具有强大行动能力与资源,是长效机制建构的情境条件。长效机制的过程模型包括情境识别、结构转换、机制优化三个单元,建构长效机制需要首先识别问题与情境的匹配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目标转换、结构调整和功能补正将既有的治理结构转变为机制模型,最后通过机制创新和资源供给来补正机制的有效性损失,并经由制度和规则的固定完成机制的优化。长效机制的建构依赖动力要素、衔接要素、协调要素和保障要素的共同作用,从而保持各个单元的有效运转。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