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认同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把"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具体研究方法或视角,引入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谨从法律文化认同的概念、内涵和现实社会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法律文化认同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讨.     

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认同问题探究——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

认同①问题作为公民社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予解答.这其中.从黑格尔的承认思想到哈贝马斯的认同理论这一相互承认的主体间性模式具有典范意义.黑格尔早期著述中蕴涵着丰富的主体间承认思想,作为20世纪对黑格尔承认论题的重要回应,哈贝马斯以黑格尔为起点,对其承认思想进行反思与重构,建构了以交往和对话为核心的现代认同理论,进而实现了认同问题研究的主体间性范式转变.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个体社会认同的有效达成和公民政治参与的不断发展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因此这一理论研究对于拓展现代认同问题研究的视域及路径、探索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途径意义重大.     

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重新界定了"同意"和"集体意志"的概念,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中讨论如何建构政党、知识分子和底层大众之间的有机关系问题,这对于共产主义政党如何培育具有大众认同基础和富有潜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葛兰西的思想对于我们精准把握衔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点以及如何建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应在汲取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符合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及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逻辑"。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

自然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一个最为模糊的概念,也是理解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概念。自然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最高意义上的真正正义,这种最高性体现为自然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中居于一种特殊的基础地位。     

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

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跨界民族既是潜在的的解构性力量,也是现实的整合性力量。跨界民族的特殊性导致了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特殊性,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对于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神经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进路及理论反思

把精神分析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是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最初梦想。百年后的今天,试图把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的研究发现相整合的学术热潮再度兴起,这一研究取向也称为"神经精神分析学"。本文考察了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精神分析研究的三种整合路径:一是研究精神分析相关概念的神经机制;二是以神经科学证据为基础评价精神分析的理论;三是用脑成像技术评估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和效果。尽管这些整合方法并不能完全回应精神分析理论面临的科学性质疑,但神经精神分析作为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整合,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政党认同研究在中国:综述与评价

政党认同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国内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却表现出明显的研究不足,笔者从政党认同的概念、政党认同的理论渊源及其在国外的应用、政党认同的功能和形成途径、不同阶层的政党认同、政党认同的变迁及其原因五个方面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做出综述与评价,并指出了建构中国的政党认同理论的必要性。     

弗洛伊德与荣格宗教思想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无意识以及无意识与意识之间关系的不同主张,论述了两位精神分析大师在以下问题上的不同观点：里比多是只具有生物学意义还是另具精神上的意义？走出俄底甫斯情节面后向宗教的殿堂,能否在无意识领域里获得更多的发现？心理分析是否应当投射到外部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与心理治疗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联系？     

论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理解概念

"理解"是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在爱因斯坦的科学认识论中,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种科学的信仰,这种世界可理解性的信念是科学的前提。求理解的永恒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质特性,在求理解的过程中获得的乐趣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份美好礼物。爱因斯坦通过对日常思维领域中的客体概念的批判性考察,论证了由人的思维自由发明或自由创造的科学概念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揭示了世界的可理解性和人的感觉经验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奇迹,是由创造性的科学认识活动创造的。     

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与命运——弗洛伊德的社会文明观述评

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活动的后期，把精神分析学说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人类历史，试图揭示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命运，因而形成了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文明观。这一文明观提出以后，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探讨和评析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对于认识弗洛伊德历史观的本质，消除其理论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分析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展布

以“无意识”为最基本假设和理论核心而展开的精神分析 ,体现出致力于人的状况改善的基本精神 ,把“认识你自己”这一知识的本质问题 ,从“人是万物的尺度”深化到“什么是人的尺度”问题上。为人的自我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寻求一种更加全面的视野 ;为从心理分析走向更为广泛的文化分析开辟了道路 ,让人类重返精神的家园。这一学说的批判性意义 ,为经济人类学透过经济的物质性功能而去追寻其本原的意义 ,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 ,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货币的象征性涵义假说、对货币存在的一系列悖论关系的联结 ,把货币分析引向一条历史理解的道路 ,提示人们去关注货币存在中的权力因素 ,为我们理解货币象征存在形式的物质化过程 ,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解读《夏洛的网》篇章意义建构中的意象投射与概念整合

童话故事向儿童提供了符合其认知水平和认知需求的意象投射对象,巧妙地把儿童无法理解的内心活动和纷杂的关系用简化明晰的意象图示进行标示,并把解决问题用超乎现实的理想手段投射出来。本文通过解读童话小说《夏洛的网》的篇章意义构建过程,凭借概念整合心理网络层层剖析作者如何向儿童阐述友谊与成长这么一个深沉厚重的话题,从而验证概念整合理论对童话隐喻的强大解释力,显示其独特的视角。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述评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PsychanIysis),确切地说,是一个理论复合体。这个学说,既包含有精神病医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等方面的实证知识,又包含着作为整个学说理论基础的哲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对它探索、研究的过程中,比较地侧重于它的若干具体理论方面,而对其中的哲学却严重地忽视了。以至造成这样的情况:人们一方面把弗洛伊德主义当作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另一方面,实际讲述的是浑然一体的精神分析学说。如果不把哲学从整个精神分析学说中分离出来,这不但不能给人以明晰的“精神分析哲学”的概念,而且对于深入地把握整个精神分析学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卢卡奇：总体性反映社会的辩证道路

总体性是卢卡奇哲学理论以及文艺理论的基础,是他对马克思理论理解的关键环节。卢卡奇一方面认同辩证法,认同社会是在前进发展的,一方面又将自己的理论放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偏激的排斥其他理论,使总体性理论的发展陷入一种僵局。     

建构主义“认同”观念的局限——以日本“认同”观的变化为例

在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视野,"认同决定利益"的大前提为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认同"概念本身存在的主观性与变动性,建构主义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障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经历正是"认同错位"的真实写照,唯有从互利共赢的大局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克服目前中日双边关系的困境,减缓东北亚紧张局势,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     

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性及其研究进路

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概念起源、内涵演变、情感色彩与学科领域等方面,与此相联系,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利益论、张力论和符号论三条进路.利益论是由马克思开创的社会学进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利益冲突中的思想观念;张力论是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进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心理的晴雨表和调节器;符号论则是由符号学、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传播学、人类学以及批判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化研究进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知识、意义与权力的相互作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述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神经病医生和科学家,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这个概念,是在1896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1900年出版的《释梦》一书,为他的精神分析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二十年代起,他的精神分析超出心理学范围,开始向文学、哲学、教育学和宗教等领域渗透,成为二十世纪主要社会思潮之一的弗洛伊德主义就以他而得名。本文仅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若干问题略作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拓展为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理解。较早时期的研究常将文化认同和文化的族群性相提并论,然而最近的人类学理论观点却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是两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不必反映世代传承的或是纯粹的(gcnuinc)文化传统。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一个国家也许在其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和同化过程中继续创造或传承其文化传统。而这一群体成员把未变化的文化传统阐述为文化认同。事实上,他们把其他群体与他们发生接触的语言和文化因子混合,甚至处于一种稳定的群体关系状态之中。许多个体(individuals)也许改变他们所声你的认同或是跨越群体成员身份的界线。这就是巴特早期关于族群和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见解(position),这一理论开阔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眼界。利奇(英国人类学家) 1954年从事的缅甸克钦语群民族认同研究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意义(implications)。     

论战中的哈特：“他企图在一些哲学极端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H．马丁

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的思想是在论战中发展的,这也使得哈特的思想呈现出一种“中间道路”的特点。因此,从论战的角度来考察哈特在论战中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理论,包括规则理论、“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法律的概念,对于理解哈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