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采样

在刑事诉讼中,强制采样是侦查机关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方法。为了厘清强制采样的有关问题,以域外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强制采样的法律性质,强制采样的程序控制,包括强制采样的批准程序、强制采样的告知程序、强制采样的实施程序、强制采样样本与资料的处理程序,强制采样证据的证据能力;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强制采样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并对如何构建中国的强制采样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侦查机关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的必要性及合法化路径研究

本文讨论了刑事侦查中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的必要性以及立法规制这种强制活动的必要性,探究了强制采样的合法化路径。认为法律应明确侦查机关有权依照必要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在侦查中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并就强制采样的主体、对象、程序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否则,就有可能侵犯相关人员的基本人权。     

侦查机关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的必要性及合法化路径研究

本文讨论了刑事侦查中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的必要性以及立法规制这种强制活动的必要性,探究了强制采样的合法化路径。认为法律应明确侦查机关有权依照必要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在侦查中强制采取物证比对样本,并就强制采样的主体、对象、程序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否则,就有可能侵犯相关人员的基本人权。     

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的风险与法律规制

法庭科学DNA数据库是打击犯罪的一柄利器，但是，对DNA样本的提取和使用却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提取公民DNA生物样本的行为可能侵犯身体完整权，分析和储存DNA分型结果会侵犯公民的资讯决定权，储存DNA生物样本可能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为保护公民权利，西方国家要求建立和运用DNA数据库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以及分散管理原则。我国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在筹建和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DNA数据库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可贵的参考和借鉴。     

DNA指纹数据库法律问题初探--美国的纷争和启示

分子生物学科技发展起来后,美国开始建立DNA指纹数据库,以提高辨别罪犯的效率和准确率.然而,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广泛争议,主要围绕着强制采集DNA样本是否构成"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利用DNA样本进行科学研究是否违反了"知情同意"的人体实验伦理原则,以及保存DNA样本是否会侵犯个人隐私这三个方面展开.这些纷争对我们的启示是:既要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又要加强法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防止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研究

对刑事速裁案件应否采用两审终审制,我国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议.立法和司法实践虽认可速裁程序适用两审终审制,但刑事速裁案件二审启动率低、上诉撤诉率高、量刑争议占二审启动事由比例高等现象表明,简单适用普通二审程序不符合速裁程序运行的客观需求.此外,上诉是否导致被告人认罪认罚效力被否定也是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必须解决的问题.重构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应当以均衡价值观为指导,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法官裁判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强化一审法官的审查义务并建立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一审法官的强制说理机制,在确保一审法官向控辩双方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对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的启动条件进行限制.     

论血液样本证据的特性及其采集司法程序的完善

随着醉驾入刑及醉驾案件查处数量的增多,血液样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证据来源也开始引起较多关注。从属性上看,血液样本在实质上属于物证的一种,但"微物证据"的表现形态决定了其往往通过鉴定结论的形式应用于诉讼;从表现特征看,血液样本的特征则体现在人身依附性、个体性和技术依赖性三个方面。血液样本的上述属性和特性对传统的刑事证据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客观上要求建立一套区别于传统取证程序的特殊采集程序。具体来讲,对血液样本采集程序进行规范的重点应放在明确采集主体、设定强制采集的条件和方式、明确样本的保全与运用规则、限定检查留置的期限几个方面。     

刑事诉讼中DNA证据运用的实证分析——以北大法意数据库中的刑事裁判文书为对象

在23427起刑事案件中,有288起案件涉及DNA证据的运用.据此相关数据及288起涉及DNA证据案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可以发现DNA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存在如下问题:DNA证据在指控犯罪方面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DNA鉴定结论的表达方式极不规范;辩方对DNA证据的质证意识和能力尚需提高;DNA鉴定在错案发现和纠正方面的功能有待挖掘.     

论刑事DNA数据库的基因隐私权保护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警察就在刑事调查中使用DNA分析,如今他们又有了打击犯罪的新武器:刑事DNA数据库。可是,在这个人权至上的时代,人们除了关心如何有效地打击罪犯之外,对刑事DNA数据在采集、储藏与使用中的隐私权保护也颇为用心。笔者以为,要解除民众对DNA数据库的担忧,法律必须对DNA样本的保留时间、DNA检体的使用目的及DNA数据的使用对象规范清楚。     

实证和比较法视野下的强制采样研究

“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阙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