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极限”还是“自然创造”？——伯克特和本顿围绕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泰德·本顿和保罗·伯克特关于马克思是否有“自然极限”的思想展开了激烈争论。本顿将马克思思想误判为以生产力为主导的工业主义意识形态，并认为马克思没有自然极限思想。伯克特则通过分析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区分马克思人类生产的自然条件，辨析马克思劳动过程的生态调节，指出本顿对马克思的理解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然极限是在具体生产关系下劳动的边界，人们在这个边界内进行“自然创造”获取财富。而这种自然创造的思想无疑比本顿所理解的自然极限思想更为深刻。梳理反思伯克特与本顿的争论，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自然创造思想的理解，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争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生态文明视野下“自然”内涵的历史流变与本真回归

目前学界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本的生态关系均源于人类对"自然"本质内涵的现代化理解之中,然而,这种解读本身既成就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也产生当代的生态危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有必要在超越前人释义的基础上,理性回归"自然"的本真含义,与时俱进地深化人类对"自然"本质的理解,以此作为理解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点.     

“人类中心主义”等同于“人类尺度”吗?

人们对于生态问题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诸多困惑,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被明确。"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人类尺度"。"人类中心主义"包含双重趋向,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在于其对"物的尺度"的完全抛弃和人的自然属性方向的趋近,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肯定在于其对"人的尺度"的彰显和人的社会属性方向的趋近。     

“人的本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发展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层层揭示,其中"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保持张力;需要破除抽象力量的支配。     

马克思自然观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围绕人类中心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于马克思是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也存在分歧。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三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自然观，马克思不是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继承，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的自然观。     

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吗——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

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源于对20世纪以来生态失衡、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等全球性问题反思的基础上。是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已经成为生态哲学讨论的焦点之一。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入手进行逐层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既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又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因此,以马克思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来对其生态学思想进行分析是不恰当的。     

天人合一:自然与人文的跨文明阐发

生态学把世界看成是由“人—社会—自然”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 ,自然生态、人类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 ,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自然观是人类生态危机的文化渊源 ,“役自然”的现代工业文明、消费主义是造成生态失衡的直接原因。相反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强调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天和人之间能达到动态平衡 ,文明的创建应师法自然。所以 ,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对全球生态文化的重构具有重要思想文化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等同于"人类尺度"吗?

人们对于生态问题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诸多困惑,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被明确."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人类尺度"."人类中心主义"包含双重趋向,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在于其对"物的尺度"的完全抛弃和人的自然属性方向的趋近,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肯定在于其对"人的尺度"的彰显和人的社会属性方向的趋近.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生态伦理构建探析

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生态自然伦理观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吸取了人类哲学史上自然观的优秀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现实状况的思考而作出了对人与生态自然认识的哲学概括,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的对立与统一的新的认识理论。而当今工业社会的发展却使人类和生态自然走上了相分离的道路,人类征服、支配、主宰甚至可以说是虐待自然,结果导致了人     

"有机体自然"与"资本化自然"——环境人类学视野中的草原沙漠化问题

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本文从环境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内蒙古草原沙漠化问题中的"自然观转变":从传统文化体系的"有机体自然"到市场现代性的"资本化自然".笔者指出,将自然看作一种流转生利的"资本"的观念与草原生态危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重温邓小平"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科学、精辟的理论概括.1 2年来,这一理论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滋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催发了科学发展观.     

信息的定义及哲学本质

21世纪是信息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但人们对信息及其本质还存在不同认识,现有的信息定义均有不足之处。信息的哲学本质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分析:信息是客观实在的,信息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显示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客观属性,信息是物质间接存在性的标志,信息是物质自身显示自身的属性。     

“图腾观念”与“天人合一”——人类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可谓是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核心,它不仅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积淀的土壤。同样,图腾世界也是一个引发无尽思考的领域,图腾研究可算是人类学研究中解读他者文化、阐述与他者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就将这两种在人类思想中彼此独立但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试图找到其不同表征下的共通之处,并结合现实谈谈其积极意义。     

“蜜罐”取证及其法律属性

"蜜罐"技术是一种对付网络入侵的技术.计算机故意设计有缺陷的系统用来对入侵者的行为进行警报、诱骗以及记录.密罐收集记录入侵数据作为证据使用具有可靠性、客观性、关连性.值得注意的是密罐设陷失误将会面临致使他人遭到损失的连带责任和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所引起的法律问题.     

回归哲学的本性——从“知识之学”到“智慧之思”

自古以来,哲学就被冠以"爱智慧"之美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及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近代,受科学主客二分知识论框架的影响,知性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哲学的领域,哲学也就此被烙上了"知识至上"的印记,使本是"智慧之学"的哲学在不知不觉中丢掉了"爱智"之本性,变成了"知识之学".由于哲学智慧之缺乏,不仅使当代人无法摆脱其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同时也使哲学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所以,若要拯救哲学,必须使哲学回归其"爱智"的本性,使哲学真正成为一种"智慧之思",从而对人类的生活发挥更大的作用.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天人合一"与唐前文学

"天人合一"是中国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它在我们民族性中根深蒂固地沉淀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巨大,最显要处莫过于唐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逆天不祥、指天而呼、天(神)人合体.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管"与"不管"

民间组织并非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民间组织的思考与研究是停滞的、空白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间组织作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逐渐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并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不断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而愈来愈凸现其重要性,而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可以说,从它的概念、内涵到具体的组织形态、社会职能以及发展方向等方面,研究探讨者众多,洋洋大观,众说纷纭,有共识,也有争论,更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反馈意见与建议。日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就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度探讨。我刊在此基础上,于本期编发这组笔谈以及李友梅教授等的文章,并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目的就是希望能从纷纭的众家之说中找寻更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