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性规则的法治意义

习惯性规则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物,是关系密切群体为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交往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安排.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习惯规则和习惯权利,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法律和法律权利的前身,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和评价性标准,是法律的权威性内容.习惯性规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作用,维系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工具.     

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的博弈分析

行业协会的治理在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行业自律上,而其自律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自治规则来实现.实践中,由行业自治规则引发的争议和纠纷愈来愈多.文章拟就行业自治规则概念的界定、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如何达到双赢的局面作一些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简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完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制有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不完善,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扩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促进公权力的规范及公民权利的保障,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原则和规则的若干问题

法律原则是一种根本规范或基础规范 ,其在法体系或法部门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由于成文规则自身存在种种不足 ,在法律中引入原则就成为必要。原则与规则之间既有个性 ,也有共性。种种分析表明 ,规则与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 ,其根源在于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互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规则中心主义和原则中心主义是解决法治进程中种种难解之题的两种思路 ,遗憾的是 ,它们都无法将法律和法治从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中挽救出来。     

规则至上

我国当前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的规则意识仍有待于提高,如何树立规则至上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先分析了哈特的法律规则说的主要观点,从而引出我们的法治应该是规则之治,树立规则至上;进而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当前规则至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后又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解决之道;同时顺便探讨了发挥司法能动性的问题.以期对如何能树立规则至上进行抛砖引玉.     

规则至上

我国当前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的规则意识仍有待于提高，如何树立规则至上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先分析了哈特的法律规则说的主要观点，从而引出我们的法治应该是规则之治，树立规则至上；进而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当前规则至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后又从法律意识，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潜规则等方面分析了解决之道；同时顺便探讨了发挥司法能动性的问题。以期对如何能树立规则至上进行抛砖引玉。     

规则与行为——解析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

哈耶克的法律理论是以"规则"这个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他将规则分为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两个部分。由于中国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严重脱节,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法治改革只能是不伦不类。而要摆脱这种尴尬境地,就要在对从西方引进的规则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对本国的内部规则进行全新的审视,并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促成全新的规则系统的产生。     

国家转型与治理的法律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较法律经济学

国家治理结构包括法律、政策与关系规则之三元组合,三者之间存在互补、替代与转化关系。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政策都不完备,如何维持平稳转型,防止良性社会资本的耗散和恶性关系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使人治、法治和关系治理形成互补效应,是规则实施多元化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中、俄两国转轨秩序演进的实践表明,根据三元甚至多元规则实施过程中的替代、转化、互补、互动等机制,实现相对平稳的法律变迁,是至关重要的。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言论广角

正付子堂: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信仰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信仰法治的实质,不是把法律当做现代神灵来膜拜甚至盲从,而是要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一种以正确理性、具体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和参与秩序,使法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要信仰法治,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制。     

局部法治的地域资源——转型期“先行法治化”现象解读

我国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已15年了。总结过去15年的法治建设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法治必须生根于基层。法治不是写在纸上的空中楼阁,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博弈。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法治与地方的法制是相互联系的。观察法治,眼睛固然要向上,重视国家层面的各种措施;但更要向下,观察民间与基层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各种问题、纠纷解决机制与制度。地方、基层的法规与制度是整个社会依法办事的前提。国家的法律,必须通过每个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行为,必须通过各种规则和制度在基层和地方的落实,才能够实现。所以,必须重视地方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法学》一直以探讨我国法律发展、法学发展的前沿性课题和具体经验为己任。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目前也正在推进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地方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该中心的参与和支持下,本编辑部以法治国家与地方法制的关系为主题组织了此次笔谈,希望这一活动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法治与德治：是互助更是共行

一、法治和德治的内涵法治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现在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即…     

社会自治规则探讨——兼论社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社会自治规则是社会自治组织行使社会公权力,规定自治事项,规范成员行为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并直接决定了社会自治秩序的建构。其可分为授权性规则和自主性规则,其中前者是法律的延伸,具有法的属性;而后者更接近公法契约,不属于法的范畴。其调整范围主要是专业类、行业类和利益类事项,不能涉及法律保留事项。就效力而言,自主性规则具有契约性和自律性,但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只有在法院确认其合法有效后,才能强制执行。社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既有互动的一面,也有监督保障的一面,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建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中)——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分类

对多种法律解释规则进行分类研究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任务.目前法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可以作为区隔法律解释规则的依据.与形式法治相适应,有合法性解释规则、文义解释规则和体系解释规则;与实质法治相适应,有合理性解释规则、目的解释规则等.法律解释规则是在思维领域中捍卫法治,因而要求法律人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首先要使用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解释规则,只有经过严格的论证才使用与实质法治相适应的除弊规则.     

从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谈规则与自由裁量

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一文中认为：＂先王之法＂是秉持民本主义推行仁政的良法,良法容许法理、道德、原则等因素列入考虑,以弥补法规律例之不足,只有在法律良好的前提下,贤人方能施展才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均衡原理。规则与裁量权同时并存于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共同为社会正义服务。它们的正面价值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法治的使命是提升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动态均衡层次,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两者的优越性。     

论法律保留对“校规”的适用边界——从发表论文等与学位“挂钩”谈起

大学并非一国之"租界",因此,大学事务亦有法律保留原则适用之必要,但是学术自由内在要求国家法律只能是宏观性和方向性的"框架立法",进而给大学自治这一制度性保障留足创制空间。大学"校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根据不同的"校规"类型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学术性规则"而言,法律设定的"国标"只是学术的"最低标准",为教育质量计,各大学的"学术性规则"可以在法律之上设定更加严格的学术条件。而对"行政性规则",法律则是不可逾越的"上限"规范,只是就我国的法治实践现实观之,应破除"国家权力单一"的神话,确立"国家—社会"二元权力构造,进而给自治团体的自我型塑留下适当的裁量余地。当然,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仅在宪法审查之路上迈出了"形式上"的第一步,"校规"要满足合宪要件,还必须存在"实质阻却违宪事由",这又要接受"比例原则"的合理性检验。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试论社会秩序的生成

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秩序通过人们的行为体现出来。而人们既是国家中的公民,又是社会中的市民。因此其行为由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交往规则两种因素所决定。本文通过对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交往规则的分析,提出秩序生成的四中类型:法治下的契约模式、法治下的关系模式、人治下的契约模式及人治下的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