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左传》的行人辞令

春秋时代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行人”，他们以礼义、诚信为工具，运用外交辞令扶危存亡、不辱使命。行人的辞令蕴含着丰富的外交内涵和艺术，呈现出各诸侯国的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佐传》行人辞令中所体现的个性化的语言艺术、浓厚的文学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步其后尘的战国纵横策士直接继承和发扬，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纵横捭阖 雄辩滔滔——从《战国策》看苏秦、张仪的辩术

战国时期策士的韬略计谋,各国之间的斗争联合,不外“合纵”与“连横”两端。正如范文澜所说:“战国策士奔走游说,议论风生,归根只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国间此战彼和,变化无常,归根也只是纵与横两种活动。”所谓“合纵”、“连横”,照东汉高诱的说法,即“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这是从地理方面来看的。韩非则认为:“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这是从政治上来看的。我们不妨把两者合起来看。“苏秦约从,张仪连横”,在历史上,苏、张便是这两种策略的代表人物。考查他们在纷乱之世,所以能说动人主,采纳他们的主张,或“佩六国相印”,或“相于秦”,“为秦将”,除了客观形势之外,在于他们熟悉各国情况,善于揣摩人主心理,善于分     

试论义利观的历史变异

一 传统义利观的根本特征是“贵义贱利”,以“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价值观。“义”,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即道德,“利”,指利益、功利,即物质利益。孔子最早把义、利对立起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战国时孟子认为君王只讲“仁义”就够了,不应该谈“利”。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义利观,提出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黎明之星——记民建辽宁省委委员、政协沈阳市委委员、沈阳黎民百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黎明

黎民：即众民。《诗·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郑玄笺：“黎，众也”．百姓：郑玄笺：“百姓，百官族姓也”，指对贵族的总称。战国后百姓用为平民的通称。《墨子·辞过》：“当今之王，……必厚作敛于百姓……。”     

攻城、奥运与人类的进步

战国初年，楚惠王要去攻打宋国。他重用巧匠公输般，发明攻城云梯，挑起“军备竞赛”，各国十分恐慌。 墨子见状，就跑到楚国去劝公输般。可云梯已经造好，打不打已由不得公输般说。     

构建“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理念

“以人为本”的理念，涵盖了“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体系的要求，揭示和弘扬了人的主体性的意义是法律价值中最根本的目的和追求精神。在法律价值范畴内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是法律价值的承栽者和终极目的，以人为核心开展法治的各项工作。     

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

本文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是与阶级性、人民性的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依据实践标准，才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才确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面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比较明确，可以说，是否有利于人民军队打胜仗，是否有利于壮大革命根据地，是否有利于人民夺取政权，这就是当时的实践标准。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这一判断标准达到了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或者说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必然也必须走一条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之预想的特殊的道路。对于“市场经济”、“证券、股市”等等，我们应该“以实定名”，即以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行此之“实”，定此之“名”。     

“普世价值”的价值哲学审视

“普世价值”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作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代词，“普世价值”是西方推行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手段。它既缺乏客观的价值形成基础，又忽视价值观念体系的独特性，是造成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批判“普世价值”崇拜，澄清“普世价值”与国际公认价值的根本区别，有助于增强把握引领国内社会思潮和培育国际公认价值的主动权。     

伏羲形象和“伏羲传说”的再考证

伏羲形象从战国到汉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神到帝的演变过程,是层累叠加的结果;西汉末刘歆以“五德终始说”整理古史系统,制造了伏羲与太皞的合二为一;“伏羲传说”源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创世神话,“伏羲生于成纪”说是汉代谶纬迷信的产物。     

战国秦汉商业发展略论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商人阶层的活跃和经商范围的扩大。统治者的“利商”政策、交通的发达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独立经济实体并存等等,都为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实践"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坚持人民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执政为民，从本质上体现了“三个代表”的最终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高度统一。一、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

论道德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倪东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判断”展现了道德教育的诸种矛盾，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道德教育的特殊性问题。“价值判断”作为道德教育矛盾生成、发展、转化的中介，它是多种矛盾的集合体，它既表现出社会价值判断与个体价值判断的双重个性；也反映...     

追寻“人的价值”

自从人的意义被置换成人的“价值”问题以来，“价值”这一概念在各门社会学科里被广泛地使用，由此引发出“价值哲学”的讨论，并成为一时的热点。然而，如何从哲学的角度给“价值”以定义，多年来几乎是一个无以求解的难题，有多少种哲学观点，就有多少个价值定义，从中哪怕有一种定义能得到大家的稍许认同都很困难。究其根源，我想，恐怕要追问一下“无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学的“价值”概念能否直接被哲学所接受？“价值哲学”自身存在的理由何在？不少人在讨论价值问题时，引用得最多的据称是马克思在《评阿·…     

从墨家逻辑的兴衰看我国普通逻辑的命运

墨家逻辑产生于春秋未战国初期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本文从墨家逻辑的宽泛性、直观性和“辩”的特征,阐述了墨家的逻辑体系,分析了墨家逻辑的兴衰史,为当前我国逻辑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王道崇拜现象浅析

爱好王道现象的人群聚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圈子”，用独特的语言形式与“圈子”外面的人区别开来。网络和漫画共同催生了“王道”现象．商业和传媒则强化了它。这种现象冲击了青年人的性取向价值评判标准和审美取向。多元化性取向价值评判标准目趋盛行。相关产业也获得一定发展。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群把目光对准“王道”现象时，家庭、学校、传媒、网络和市场都有责任来关注“王道”崇拜现象，并从各个方面来积极地引导青年对偶像崇拜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深化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几点思考

早在1999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公共行政历史视野中的民主行政

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四次转变，这同时也是“民主行政”逐步演进、行政权力逐渐回归公民社会的过程。“新公共行政”提出的“社会平等”和“民主价值”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在客观上使“新公共行政”的理念得以实施；新公共服务就是以民主为切入点，再次强调了行政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民主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个人权利、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必然体现。     

诉说、纠纷与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连续”发生的纠纷，对纠纷前后的“诉说”、“纠纷”、“第三者调解”等过程进行了描述，标划出人们处理纠纷的行为落入“价值”阴影的界限。并认为，在纠纷的发生和解决过程中，从“诉说”到“纠纷”到“纠纷解决”的意义变化对应着从“个人要求”到“社会理想”到“公共道德”的道德诉求，人们引入“第三方”来解决纠纷是制度性需求的结果，人们的息诉行为落入价值判断的阴影也是自然发生的。     

实然与应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倡导

纵观这几年的关于核心价值观提炼的争鸣，始终都有一条主线和矛盾贯穿其中，即“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应然”和“实然”的哲学思索和探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向度、价值规范和价值追求作出区分和剖析，有助于把提炼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科学地论证和全面地宣扬，帮助提炼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更快、更易地融入到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