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视域下的杭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大部制"作为新一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政府效能等有着重要意义。杭州市在全国范围内较早进行了"大部制"思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政府大部门制、富阳市政府设立"专业委员会"等。这些实践在取得一些成绩与经验的同时,亦存在着职能整合不到位、上下改革不同步等问题。"大部制"视域下深化杭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循序渐进,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入手来规划政府机构和人员配置;要从理顺政府职能运行中的关系入手,推动"大部制"改革;进一步探求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构改革的历程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机构改革历经冲破计划经济政府管理模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架构,深化机构改革,探索"大部制改革"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40年的经验表明,机构改革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坚持党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注重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推进。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指导下合理划分权力边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及其难点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引起各方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本文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从“管理”到“治理” 释放“政社分开”的改革红利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前所未有。纵览《决定》,有两大突出的亮点:一是从单方面的政策改革走向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特别突出了党中央在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上的深谋远虑和制度安排;二是用"治理"替代了"管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三个层面提出了具有多元性、协调性、互动性     

“大部制”改革面临挑战

林霜在2008年1月3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报道:谈及推进"大部制"改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按照"决     

政治学视阈中的大部制改革

以大部制改革为龙头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已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切人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大部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大部制改革应慎重推进，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从分离迈向整合:对政府机构治理形态的反思

以专业分工为立足点、以各司其职和层级节制为基本特征的科层制,日益导致了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的分割,形成了"碎片化"的政府机构治理模式。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种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大部制就是针对"碎片化"问题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运作机制。然而,从本质上看,大部制并未突破传统组织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整体性政府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新理念,是改变"碎片化"政府治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协作"的一场革命,是21世纪政府机构改革最迫切的需求。     

大部制改革

所谓"大部制"即大部门体制,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如决策权与执行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将会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所以,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需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实现政府角色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通过“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行政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通过大部制推进机构整合改革政府机构,通过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调整政府行为。     

“大部制”改革基本理论探析

“大部制”改革是下一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新起点。通过理论分析，合理界定“大部制’’改革内涵与范畴，为“大部制”改革奠定理论基础，探索新的改革路径，达到以电子政务为手段，以“大部制”为目标，使“大部制”改革跳出历史的拘囿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里程碑，实现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在实践中新的跨越。     

湖北省随州市的“大科室制”改革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首要是简政放权。近年来,随州市立足实际,着力从体制机制上推进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先是进行了大部制改革探索,合并职能部门、精简工作人员、控制行政成本、"瘦身"成效显著,被誉为"多牌同挂"的随州模式。在新的形势下,又对内挖潜,推进部门"大科室制"改革,逐步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工作运行机制,     

论县级政府权力的法律监督——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视角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由省、地级市两级地方政府向县级政府放权,并逐步撤销地级市这一行政层级。"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必将导致县级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县级政府的权力进行控制,将导致部分县级政府基于政绩冲动等原因而滥用权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可通过如下途径来加强对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以自治为导向推进县级政权的民主化改革;借鉴"大部制"改革经验,强化县级政权的监督职能;加强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构建

"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先手棋和重头戏,体现了政府的法治责任、管理责任和"治理主导"责任的相互统一。明确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并形成完善的责任机制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要保障。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阻碍政府责任落实的不利因素,影响"放管服"改革的成效。"放管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甚至超过预期效果,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的依法决策机制,提升政府的效率机制,强化政府的"治理主导"机制,不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日本大部制改革的做法与启示

在21世纪之初，日本实施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最为彻底的行政改革——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试图将此前无所不包的“大政府”转变为只承担国家职能的“小政府”。这不仅是日本行政史上划时代的重大改革，而且还是日本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面临少子老年化的严峻局面，此次大部制改革承载了日本第三次崛起的重任。本文将就日本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启示进行阐述。     

体制机制创新专栏

<正>洪湖市按"大部制"改革要求推进机构整合湖北省洪湖市按照"大部制"改革要求推进机构整合,初步形成"大卫生"、"大文化"、"大城管"、"大工业"格局。目前,洪湖市整合市卫生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责,组建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整合市文化局、     

浅探“大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大部制”改革是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将对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促进部门间机构整合与协调水平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行政机关的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弊端铺平道路。与此同时,对“大部制”改革进程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制约因素也不能掉以轻心,其中尤以条块关系的牵制、部门间权力分配与制约机制不健全、部门利益与行业垄断的加剧三大现象为最。因此改革应坚持渐进式模式,把握最佳改革时机。全面推进。     

国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及启示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治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推动下,西方国家推行政府治理范式的改革,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施大部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多元化等举措来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部制改革的政治进路——基于行政与政治关系的视角

大部制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然而在行政与政治日益融合的今天，大部制改革必将折射出政治的变迁，甚至牵动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现阶段实行“行政吸纳政治”的行政民主发展道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充分吸纳反映民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合作治理体制，也应是大部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基于民主公民权理论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体制是实现此目标的可能路径选择。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创新实践和政府治理转型的新命题

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一个中央放管服改革的地方创新样本。"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省级统筹推进、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打破部门数据壁垒,致力于打造一个精简高效的整体性政府,不断提高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在多个领域给出了放管服改革的问题解决之道,有效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改革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多的政府治理转型命题,需要在全国层面系统思考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的改革问题。     

“大部制”与推动电子政务应用协同建设

推行“大部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与电子政务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大部制”改革是电子政务建设面临的重大契机；“大部制”下的电子政务应用协同方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