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经济功能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以产权和交易费用为核心,阐述了意识形态对“搭便车”现象的规避,开创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的研究领域.但由于诺思研究的重点是正式制度,故他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发挥经济功能的深层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其他经济功能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述.以意识形态的元逻辑结构为理论框架,分析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各种经济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可补其所遗.     

对“社会政治变革中马克思未解决‘搭便车’”问题责难的回应

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范式作为一种整体主义方法,受到以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责难,认为他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变革中“搭便车”问题,并借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和超历史苛求.与一定经济关系互补的意识形态是解释“搭便车”问题的基础.意识形态嵌入人们的经济、政治关系,从而影响、促使人们摒弃“搭便车”行为.近年来演化博弈论的发展,为从微观上解释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如何产生与存在,从而解决社会政治变革中的搭便车问题提供了一种说明工具.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得出:在组群间冲突频繁的时期,高水平的利他主义得以产生和维持.     

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相互补充

马克思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在研究目的和重点上,而且在制度变迁动因和制度变迁方式理论上的研究,都是相互补充的。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并构成更加完善的制度变迁理论。这样的理论上的互补,对我国目前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的现实启示

在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运动中 ,以科斯和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异军突起 ,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和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纯经济学研究向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转变的革命性理论。其中的国家理论就是这种整合研究的结果。本文试从该流派国家理论的基本主张入手 ,着力分析国家理论的进步合理性并提出该理论对我国转轨时期改革的借鉴意义。一　　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 ,严格地讲是诺思等人在研究经济史 ,特别是西欧经济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关经济增长与产权和制度结构变迁关系的相关理论。在这个研究…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与制度变迁相伴随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成为经济学者探讨的热点。分析国内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应区分制度与制度变迁概念,制度作为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不可取。测度制度变迁增长作用只可采取索洛“余值”的方法。     

农村公共事业民营化的制度变迁分析

农村公共事业民营化实质上就是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一场制度变迁,即在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领域中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构建政府、私营、第三部门多维互动的公共服务新秩序,以实现三者之间角色的重新安排及功能互补。产权界定、国家的角色和意识形态是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三个基本分析维度,以此作为分析框架,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探究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事业民营化进程中的多重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     

制度创新是经济特区的使命

经济特区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无论改革开放、体制转型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说到底都是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对一个转型社会而言,制度变迁更多是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摒弃、通过制度创新来完成,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以制度创新创造奇迹、示范全国,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     

制度环境、技术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将影响技术效率的制度因素纳入效率评价模型,运用构造的DEA三阶段模型测算了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单位(文中简称省市区或省份)经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前后的技术效率水平,并对制度环境与地区间技术效率水平及相应的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技术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增长趋势,但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并不吻合,效率改善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二,制度环境影响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技术效率的不同又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所有制改革、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改革等制度变迁均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而城镇化、科技体制改革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东、中、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呈收敛增长趋势,且西部地区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非效率;第四,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后各地区技术效率差异逐步增加,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析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马克思情结”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曾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将马克思视作"现代经济思想的智力上的先驱者"。在选择性借鉴马克思有关社会制度的观点的同时,诺斯也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社会契约论、人口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理论等思想观点,并将各方观点加以有机的整合,最终形成了属于诺斯自己独有的制度变迁理论。     

析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马克思情结”北大核心CSSCI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曾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将马克思视作"现代经济思想的智力上的先驱者"。在选择性借鉴马克思有关社会制度的观点的同时,诺斯也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社会契约论、人口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理论等思想观点,并将各方观点加以有机的整合,最终形成了属于诺斯自己独有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为什么失效——从改革预期到行动中的制度

制度失效问题是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国内学界从制度变通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简单的监管缺失不足以解释这一制度现象。制度社会学中关于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制度的合法性理论揭示了制度失效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初期,不确定性的改革预期和制度变迁的相对滞后性,造成了改革进程中社会成员违反制度的集体意识和大量违反制度的现象存在。而在改革相对稳定的时期,片面追求文本制度的变迁,忽视对文本制度和实践之间的产生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是制度变迁难以落实的根源。     

新加坡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反思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经济增长是一切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先导。发展主义深刻地塑造了新加坡的社会,造就了新加坡人的精神状态,当人们处于贫困时期,这种意识形态有其务实的一面,但是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其不足之处就暴露出来:物质主义和成就取向的流行,不平等意识的难以弥合,公民自由的缺失,思想文化的沙漠化。因此,富裕后的新加坡意识形态应当超越物质主义,更加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对于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要坚持借鉴与批判相结合的原则。     

休闲及其异化探析——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休闲是人类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自身的发展进步。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休闲出现了种种异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引发的不均衡发展,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制度实施机制的弱化等。推动休闲健康发展,必须要从制度入手,包括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和休闲权、加强休闲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现有的休假制度以及提高制度的违约成本。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论纲

本文通过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简要阐明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含义,并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回顾,论证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将在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起到重要作用.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现层面来看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 ,注重技术、贸易程序 ,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 ,无法形成超强干预 ,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 ,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 ,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 ,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 ,协同演进 ,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网络经济的涵义、特征与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因特网(Internet)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地扩散到社会经济诸领域之中,网络开始超越一种单纯的信息技术成果的形式,成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换句话说,今天的网络,不仅连接了科技、信息与知识,更整合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资源、组织与行动,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形态——网络经济。 一、网络经济的涵义     

印度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探析

随着20世纪90年代印度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行,印度经济焕发活力,关于印度经济奇迹增长背后的原因讨论颇多,从印度国内制度因素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了印度社会的行为准则与特有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将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有利和限制中印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分析印度历史变迁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借鉴印度经济发展的优点,认为制度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合理的制度安排能推动社会进步与一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论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经济绩效

意识形态是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和变迁成本,解决"免费搭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重视非正式关系的经济体有很重要的意义。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有效途径是进行意识形态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进行意识形态投资应由政府来进行。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制度变迁是为了提高对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以及降低交易成本而进行的规则体系的调整与变迁.建国后中国的制度变迁包括产权分散化到集中化和产权集中化到分散化两个阶段.由于两个阶段制度提供的激励水平与内含的交易成本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结果.前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低且波动性大,后一个阶段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及以物质激励为主体、多种激励方式并存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机制.     

单位制度的初始意图与意外后果

有意图的行动会产生出乎行动者意料的后果,这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特点。建国初期,为实现整合社会、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激发民众热情等意图,我国建立了单位制度。然而,在总体实现其初始意图的同时,单位制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却产生了效率低下、"单位主权"兴盛并局部消解国家权威、分割资源、滋生腐败以及形成"单位人"惰性等一系列"意外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为克服这些"意外后果",单位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这些变迁,在实现其初始意图的同时,却也同样产生了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国有资产流失、社会管控难度加大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等新的"意外后果"。如何克服这些"意外后果",自然又构成了当前和今后单位制度变迁意图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