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法学与中国的现代性秩序建构

在中国主流思想史著作中并没有法学的踪迹,当下法学界/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该问题,吊诡的是,当下学人反而写出各种法学史、法学制度史的巨著,这实质上是将现代法学概念投射到传统社会的臆想罢了,因此,有必要认真反思当代法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性质。中国思想世界可分成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和法学时代,历史性、世俗性、创生性和循环性是中国思想的特质,现代中国法学正是应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态之运以及中国文化人格结构进入到壮年时代之运而创生的新的知识类型,但要建构起法学思维方式还需要走漫长的路。中国学人只有建构起中国现代法学的思想系统,才可以说为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沉默权解读的方法论评价

沉默权规则作为西方法律制度演化、发展的产物 ,是西方法律制度结构性特征的体现 ,它和其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观选择密切相关。法律制度的具体机制、社会价值观等构成了沉默权制度的核心内容。而当前对沉默权制度的解读更多地是在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方法论指引下进行的 ,正是这样的思维进路导致了对法律制度文化意义的遮蔽。     

关于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表层化问题的若干反省与思考

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决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然而,随着中国法治秩序建构步伐的加快,法治“表层化”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目前,在注重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我国必须继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同时加快构建一个本土化的市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表层化”问题。     

论法庭科学在科学证据时代的现实与未来

当今世界是现代科技与法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提高获取与分析物证的能力是每一名法律工作者必须要正确面对的重大问题．而法庭科学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金钥匙。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基本制度”的论断、物证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越发凸显的大背景下．以物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庭科学所发挥的作用势必会越来越大。由此．高等院校必须重新审视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适时地调整教学目的和方案，建构以法庭科学为起点的自然科学与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大法学”学科体系．以拓展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促进法学教育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论韦伯法律社会学理论中的＂中国法＂问题

韦伯＂中国法＂问题是他在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过程中对中国与西方加以比较而形成的.韦伯认为中国法是家产制法律结构,其司法审判是家父长制的,并在私法、自然法观念、法学教育、法律家阶层等方面存在缺陷.后世学者关于韦伯＂中国法＂理论的争论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和司法的态度问题和中国法律变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的问题.而韦伯＂中国法＂理论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突破当下社会转型和法律变革的瓶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条可行路径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农民工、身体与社会：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身体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知识生成系统的基础，也是社会知识系统生成的一个重要构件，身体是社会秩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元素。对身体的运作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和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新的知识系统，重新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社会事实。身体构成了“自我”环境，身体是一个展现在空间中的客体，是一个对生活世界之空间安排所有经验的基本要件，是一种空间位置系统中的实践图式。身体是呈现在别人肉身或物质世界之前的每日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社会实在”，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或实践信念。     

“法律人类学理论与中国问题”专题研究北大核心

[主持人语]在过去的两年里，国内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一是一些新的著作、译作和论文问世，让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园地花朵常开，春色满园。二是一批对法律人类学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创建了“法律人类学世界”学术公众号，通过组织经典著作阅读、登载学术论文、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训练营等方式，该公众号平台积极传播法律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用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建构法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这些执着而富有创意的努力，使法律人类学成为了当下国内社科法学的一颗耀眼新星。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大众化的思考

宋树涛在《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始终坚持人是法律的主体和目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法学和法治思想上,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权利为本。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大众化,主要是弘扬与时俱进法学理论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法学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表述”、“中国风格”,使法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使法学成为通俗化、具体化、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所运用的“大众法学”。     

作为法律之超理性背景的道德与宗教

宗教因素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是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可视为研究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切入点.对中国来说,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表现得不甚突出,但对道德问题的解说则构成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知识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和宗教是分别作为中西方法律的超理性背景而存在的,并成为支撑中西方法律存续的大前提.而在当下,两种因素都面临着危机或是挑战,致使法律陷入危险的局面.此时再次讨论信仰问题,或许是必要而紧迫的.     

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

社会法学派是现代西方法学派的主要派别之一,其本质是现实主义法学。权利理论来源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其基本理论主张表现为对过去法律权利制度的批判,重视“实际的法”而排斥“书本的法”。对其主要代表人物庞德、塞尔兹尼克和卢曼的权利理论进行解读,明确法律的任务或作用并不是创造利益,而只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或权利,从而使法律成为调整和控制社会经济的有力工具,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秩序的条理化。     

移植法律的"病症"与"诊断"——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考察对象

回顾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论者试图努力建构一种移植法律时候的可行路径.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却是大量的法律已经移植到本土并正充斥着社会建构的各个领域.因此,如何直面这些移植来的法律,如何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成为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应该从法律实践的层面上积极地对移植法律在本土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以完善法律制度建构.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例,借鉴医学人类学疾病研究中关于疾病的社会和象征方面的研究取向,强调从生活实践中进行诊断.通过社会接纳度、大众理念认知水平、本土现有制度环境等多方面来具体分析此项制度在目前中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以对其所存在的问题(病症)和问题发生的根源(诊断)作出初步的判断.     

现代性理论图景中的风险话语

当代西方的风险话语是在现代性反思的理论图景中展开的。对现代性本质的不同阐释和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区分西方风险话语主要流派的标尺。风险社会理论重视现代性制度的形态转换和风险的政治应对，风险文化理论关注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和现代风险的建构本性，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强调风险内生于现代性系统分化的复杂性，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倚重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管理效应和风险控制。梳理和借鉴西方风险研究的主流理论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关于培养学生法律理念的思考

在传统法学教育中，掌握法律条文等具体知识被认为是学生最主要的任务，而培养先进的法律理念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司法实践证明，一个仅仅掌握具体法律知识而缺乏先进法律理念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落后甚至错误的法律理念还会将其引入歧途。     

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     

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

该书导论《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中介绍说：“本书试图拓展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法律与文学。我将主要以中国韵一些传统戏剧为材料，分析法律的或与法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这意味着，本书的基本追求不是运用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学材料来印证法律的历史，甚至也不是运用文学材料来注释甚或宣传某些当代的法律理念；而是力求在由文学文本构建的具体语境中以及构建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冷静地考察法律的、特别是中国法律的一些可能具有的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希冀对一般的法律理论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有所贡献。尽管运用的材料是文学的、历史的并因此是地方性的，我的根本关切却是当下的、现实的因此是一般性的。”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农村宅基地纠纷：村规民俗与法律秩序——冀北米村个案研究

宅基地纠纷是关系到当前农村安定和谐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本文不否认从法律的“内在视角”所观察到的国家关于宅基地的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秩序混乱。但本文侧重于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即法律的“外在视角”出发，通过对一个村庄宅基地纠纷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其所折射出的村庄治权、转型期农民的秩序认同等深层社会基础问题。分析表明正是“国法”与村规、现代法律与“封建思想”等多重张力，以及转型期乡土社会特殊的公正观念和秩序认同，使得农村宅基地纠纷表现得异常纷繁复杂。     

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审视与反思——兼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后现代法学是一个当代西方较为明确发展的法学流派,其质疑理性的法律主体和法律的自治性,否认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和中立性,批判法学的一元本质论。后现代法学用怀疑、批判、否定的眼光看待现代法治,并对其理论和实践等问题进行再审视,再反思、再建构,这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具有建设性的启示意义。但是后现代法学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缺陷,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来说,沿着现代法学的道路发展更为合理。     

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改革--以司法考试为视角

我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制度的脱节，一直是备受诟病的问题。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统一司法考试，将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准入资格合为一体，这是我国法律职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司法考试确实对法学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表现在各大法学院对于课程设置、授课方式等，在面向实践性、操作性方面不断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脱节问题；另一方面，各种以“通过考试”为宗旨，传授司法考试技巧的培训班不断涌现，出现了专营此事的司法考试学校，考生们趋之若骛，而相对地轻视法学院的理论教授，对法学教育形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1]在此背景下，作为准入前提的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本科教育是什么关系，法学本科教育是否应该围绕着司法考试展开，过于功利化地追求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是否会让法学本科教育沦为应试教育，冲淡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等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法学本科教育和司法考试的关系着手，分析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如何应对司法考试对自身产生的冲击问题，或者说，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如何以一种适当的姿态接纳司法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