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资源局限性与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不仅是法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模式应该采用的方法不是法律移植而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进行"制度演化",但本土资源论有其局限性,而且,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中国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并没有尖锐对立的矛盾,因此是可行的。     

论法律移植和本土资源的冲突与融合

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表现为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理性建构与经验建构的冲突。实现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融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一、法律移植必须以本土资源为基础；二、实现法律移植的本土化；三、注重本土资源的培育。     

建构循环型社会的法律思考

从理论的产生到许多国家付诸实施的有益尝试,建构循环型社会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研究了相关法律制度,探讨循环型社会的定义、特征和具体实施要求,重点讨论在中国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必要性、迫切性、可能性,并对中国现有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提出在中国建构循环型社会的法律建议.     

论我国社会协调机制的法律建构

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运行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保障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工具。完备的社会协调机制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维系。我国社会协调机制法律建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有序调整与和谐稳定。因此,必须从法律信仰、法律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对社会协调机制进行法律建构。     

法理社会与法治道路

探寻法治的中国道路 在当下这个矛盾复杂、问题重重的社会转型期，法学学人更多的是跟随媒体追逐社会热点，而遮蔽了对“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秩序”问题的思考。法学的力量来自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法学的误区在于以“他者”为判准来进行法律制度建构，导致了对西方法律和当下现实的双重误读。一些法学家热衷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复制西方法学知识系统，而压根儿就不关心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建构生活秩序等当下问题，法学成为一门遮蔽真问题的学问、绕道走的学问，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话语体系，一个悬空的知识系统。     

论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

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说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两种理论也在互相借鉴、吸收之中。法治本质应是平民主义的 ,立法者应更多地从民众立场出发进行法律移植 ,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精神的历史与传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以共和国期间的法律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中的法律精神,在此基础上辨明苏维埃法律精神到底是"舶来品"还是"本土资源"的问题,如果苏维埃法律精神是具有中国民族性的,那么传承苏维埃精神就有了更高价值,而如何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将苏维埃法律精神继续延续下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我国法律移植“土壤”的培植

法律移植在我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缺少对于法律精神层面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导致法律难以发挥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法律移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实行新的法律的环境,一种有效的资源——法律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发行,"法律信仰"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伯尔曼式的法律与宗教入手,分析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三个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立法的本土化;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     

农民工工资"执行难"的法律对策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志之一.我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1994年我国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有我国批准和参加的国际公约(如<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国务院劳动主管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还有各种地方性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看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敢于承认理论的局限性,尊重实践,勇于探索,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为我们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典范。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实践转向"彰显"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促进"实践转向"。"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交相辉映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永恒的生命力。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道"、"天道"、"神道"--"新儒学"与现代化之批判

中国儒学的传统文化体系,在理论上应当区分为"文化价值的理念"和"历史表现形式"."仁学"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民本主义的思想、谐和执中的文化哲学和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表现,应是儒学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理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属于人类共有的文化思想遗产的最璀璨部分.但"新儒学"的思想家们对儒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同它历史表现形式的不同内容往往完全混淆.所以,对所谓"新儒学"必须持一定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