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首问责的实证研究

行政首问责就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最高职务层次的政府官员问责。以1978-2010年间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领导责任问责事件为参考,选取37件样本,统计分析我国行政首问责中领导职务层次、官员问责类型与事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规范我国行政首问责制度提供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社会问责与我国监督体制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该官员立即就会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2004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作为行政问责的有益补充，社会问责在政府外部监督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的行政问责机制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地问责机制，使之能加强我国的行政、社会监督体制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论问责的功能定位与突发事件问责

问责重在问、重在解释，因此问责不能等同于追究责任。突发事件的问责存在制度障碍，这与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关，也与问责制缺少与人大制度的联系有关。只有进一步明确问责的功能定位，克服行政问责的缺陷与不足，才能进一步提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行政问责后的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这些年持续发力,体现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问责制度要想起到实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机制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行政问责法律化研究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有着长期的法治历史传统,在实践中创造了较为发达和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规范,在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起步较晚,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和制度,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行政问责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与参考。     

行政问责：运行程序与制度模型

行政问责是对政府责任进行全面追究的一种监督机制。在日渐明晰的内涵、要素与功能的基础上,行政问责的规范效应的发挥与制度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整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并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实质性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与行政生态,行政问责的制度模型应当包含行政失范行为的发现、政府责任的解释与评估、政府责任的追究以及行政问责的救济等若干运行环节。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也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错位、责任划分不明、责任体系弹性过大、问责程序随意性大、复出机制缺失等问题,特别是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推行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如问贲主体单一,异体问责效能微弱、权责不清,导致问贲对象和问责内容界定不明,问责弹性大、问责范围过干狭窄,问责事项避轻就重、行政问贲的相关配套制度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贲范围,规范问贲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贲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贲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试论行政问责体系中的社会问责

社会问责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制约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的有效途径。社会问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问责体系功能的发挥。社会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略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逐步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体现，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实践中仍存在着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对象混乱、问责依据不足、问责范围模糊、问责程序随意等问题。必须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规范，进一步明确问责主体，严明问责标准，畅通问责渠道，保障问责公平。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设计路径探析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近几年我国民主政治文明发展下的新现象，从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问责从“风暴”现象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并基本形成了党政问责同步协调，党中央、国务院对问责的制度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但是问责制度建设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要通过对问责制度体系的设计建构与完善。最终促使问责制度真正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转变。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