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维六十年之变迁

政治合法性分为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基本的研究范式。政治合法性的规范主义范式强调政治秩序的“价值”而非认同的“事实”；而经验主义范式则强调，由于无法证明价值体系以及价值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关系的真实性，所以在合法性问题上没有真理可言，只要政治共同体成员在忠诚的基础上对政权能够支持，就有合法性，而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巩固其长期的执政地位，必须在规范和经验两个方向上做出努力来获得更深刻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从短期历史来看，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由经验的政治认同获得的政治合法性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从长期历史来看，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对巩固执政地位具有更持久的支持力。     

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提升途径研究

公共政策属于调控和管理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备受关注。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其制定与执行等必须合乎法律之规定;如果欠缺合法性,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有可能因遭受抵制而无法发挥其作用。本文从法律学和公共管理学角度进行探讨,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以及在构建法治国家过程中制定公共政策所应考量的问题。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探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政策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政策价值标准的合理性     

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指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即体制内主体。规范的政策主体应具备三种属性,即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它们共同构成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对政策系统和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探究

公共政策价值指向是政策科学的元范畴,是理解与研究公共政策的阿基米德点。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自身蕴藏着社会共同的善(common good)、正义(公正)和效率三重价值向度和价值指归。然而,日常的政策活动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作为政策价值危机的降解途径,善治、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竞争性政策体制不失为降解乃至消解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的一剂良方。     

从公共政策合法性基础看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

公共政策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有二 :一是社会公众对现行政治体系下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利益分配模式的认同 ;二是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中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其中第一方面基础是最主要的。当前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这必然动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 ,导致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冲击。因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公共政策合法性     

科学发展观——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是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前提。为了更有效、更科学地开展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应设立正确的首要标准,以首要标准来统率次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应当成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是对以往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纠正和完善;科学发展观标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标准顺应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能有效提升我国公共政策质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及自愿服从程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进步的障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比较视野中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社会公众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夯实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公众参与：执政党政策合法性的新来源

执政党依靠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最初由德国政治科学家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哈贝马斯是宪法爱国主义最强力、最具扩散效应的鼓吹者，他将宪法爱国主义构建为一种关于“后传统认同”的观念。他认为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宪法爱国主义创新者米勒认为，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应当立基于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的规则和价值，塑造培育一种调和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定的宪政文化，促进公民政治归属感的养成。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正当的公民忠诚和公民团结，从而促进国家长久的稳定、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