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史的“新”与“旧”——从材料、方法与理论方面考察

在法律史因逐渐远离前几十年的在法学中的核心关注地位而引起学界反思的当下,法律与文学这一法理学运动在进入中国法学研究领域后,却转向了借助文学材料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本文试图以苏力和黄宗智的研究为例,从史料范围、研究方法和法学/社会理论的运用三方面探讨＂新法律史＂的概念。     

从国际私法评法理学的两个问题

如果说一部法理学史可以仅限于记录和描述人类对某一部分法律现象的观点 ,那么法理学本身则应谋求对所有法律现象的普遍认识 ,仅仅以本国法或者国内法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 ,其贫乏和狭隘是不言而喻的。在罗马法时代或在天主教教会法支配家庭法的时代 ,法理学 (乃至法学 )是世界性的 ,直到 180 4年《拿破仑民法典》及稍后的几部拿破仑法典的问世 ,法理学研究局限于本国法或者国内法的动向才见端倪 ,并因学者的效仿而具有普遍性 ,法理学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因而也逐渐被其片面性和民族性所遮掩。1对于这种现象 ,《奥本海国际法》早就尖锐地指出 :…     

评法律实证主义

法律实证主义是西方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广的法理学学说。当代政治哲学家、法理学家哈耶克、德沃金对法律实证主义、尤其是对凯尔森和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在中国,虽然法律实证主义没有正式存在和流传,但类似的观点却广有影响。为了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法治国,应当借鉴、学习先进法治国的经验,肃清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     

法史学科体系探讨之我见--兼谈与此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建立法史学科的科学体系实非易事,传统法史研究还存在诸多缺陷,如,忽视了法的社会性;用律典编纂史替代了立法史;把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立法与司法割裂研究;以静态的法律史替代了动态的法律史等.法律史学研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充分肯定学界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承认缺陷,改进研究方法,继续推动法律史学走向新的繁荣是当代法史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民间法研究之于中国法学：意义与方法启示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作为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利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方面作为媒介法律与社会的方式而助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困境和实现法治。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助益于法治的实现。民间法研究不仅以条分缕析的问题意识、疑难思维突破和弥补系统论法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在其中渐进的、点滴的展现和型塑着作为法的目的与价值素材的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因而从思维方法和目的与价值两方面不断型塑和提升着中国法学的科学性。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四十九):法文化、民间法及其司法适用

<正>随着泛刑主义法律观在市场化交往时代的逐渐淡化,似乎与文化天然"作对"的法律越来越被人们纳入文化的视野而打量和探究。法律继承,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涵摄和应用;法律移植,也自然涉及不同法律背后的文化考量和较量;法律制定,不能不考虑国人既有的规范交往方式和规范观念——即使法律担当了对它们的"革命"任务;法律运行,更需在公民日常交往秩序中获取灵感,以便法律的刚性规定获得人们交往文化的柔性支持。因之,在法治建设中,无论人们情愿与否,法文化都在以其独特的魅力作用于法律秩序的构造中。而民间法这一概念,更可谓是法文化     

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与限度

民间法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研究民间法参与司法过程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大多将法律单纯视为解决纠纷的机制,而忽视了法律解决纠纷的特殊方法,从而将民间法参与司法过程的问题简单化.本文试图基于司法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民间法应用于司法过程的一般原则.     

论民间法的法源地位

由于学者们所秉持的立场不同,对民间法的法源地位的阐释也就不尽相同。从法治发展及其宪制化过程来看,各类民间法的法源地位发生了内部分化,成文化的民间法是法律的正式渊源,而习惯法和准成文的民间法是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基于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理论为法官法源提供了大致的方向,也一般性地规定了民间法的法源地位,然而民间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境遇时有差异,一定程度地说明了法律渊源理论只能以静态的方式为民间法司法运用提供实体上的支持。     

法律人类学介评

本文对法律人类学 ,作了纲领性的介绍 ,对其关于“非国家”的法律观、法律的一般特征、法律的发展、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多元、法律的功能等观点作了总结。作者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本土资源论”和“民间法”以及 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热潮对法律人类学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法律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重视“非国家的法律观”和“法律多元”问题、应该注重对法律的功能分析 ,为社会提供符合需要的法律资源和制度资源     

德沃金论法律的一致性观念

德沃金总喜欢对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做深层的哲学思考。而这种对具体法律问题的思考首先 来自于他是一位哲学家,这使得他总是通过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法理学问题。正是依循这样的路径,德沃金从法哲 学的视角透视法律问题中的一般部分。其核心思想--通过平等关怀认真对待权利--将政治、政治哲学和法 理学融为一体。德沃金的理论已经为整个有价值的法理学观念增添了不少东西,他的理论将长期鼓励与激发大 西洋两岸的法学家与哲学家。而对于正处在法治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法律一致性观念已经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并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国法理学研究的路径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理论学科。我国法理学研究的路径应该是沿着价值理念和法律实证两个方向进行,既着手于形而上的法哲学思考,为法理学的演进构建理想蓝图;又对法的实际运作形态加以研究,为现行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论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基于法律是否具有体系与现实纠纷是否具有体系之角度

讨论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是法理学的重要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首先理清以下问题:一、什么是法?二、法律规范是否具有体系?三、法律通过什么来解决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回答以上三大问题来解答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     

西方法理学的生成

西方法理学在法学史的意义上被称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是生成于西方特定时空环境和独有的哲理基础上的法律思辩。若泛泛而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西方法理学甚至先于法学而出现。但是严格说来却是十九世纪法学分化的结果,法学是其原生形态。考察词源,西语“法理学”、“法哲学”虽为同义语,其意蕴却有所不同,中经复杂的语言流转,嬗变出现代汉语“法理学”的名称。     

英国法中的先例（第四版）

[英]鲁伯特·克罗斯、J．w．哈里斯 著，苗文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法理学的另一种分法是将其分成特别法理学和一般法理学。特别法理学关注的是某一法律制度的基本假设，而一般法理学涵盖范围则更宽。按照奥斯丁（Austin，1790。1859）的看法，一般法理学研究成熟法律制度所共通的“原则、观念和区别”。本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是英国法中先例的运作。     

论司法过程中民间法法源的位阶

司法过程中民间法法源的位阶研究,实际上是对民间法跨越法律方法之桥进入司法场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探讨,但对置身于法律移植进程中尚未历经严格法制时代的传统文化坚韧的转型国家而言,必须对民间法法源的位阶予以高度关注并将其限定并运作于现行法治的程序轨道中。     

关于“法理分析”和“法律分析”的断思

经过二十余年的法学复兴,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以法律分析、法理分析、法理透视、法哲学思考命名的论文日益增多.这表明学者已认识到法学乃至于法理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学科知识的体系性、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已受到程度不同的关注.但是,那种简单贴标签式的命题值得推敲.本刊编辑陈立风与山东大学法理学专业的部分师生举办对法律分析和法理分析进行反思的小型学术沙龙,展开了对话式的探讨.现刊载部分,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共鸣.     

重新犯罪实证研究

法理学的另一种分法是将其分成特别法理学和一般法理学。特别法理学关注的是某一法律制度的基本假设，而一般法理学涵盖范围则更宽。按照奥斯丁（Austin，1790-1859）的看法，一般法理学研究成熟法律制度所共通的“原则、观念和区别”。本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是英国法中先例的运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中国商事法律继受问题初探

对中国商事法律继受的哲学属性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透过“中国商事法律多渊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现象，探求“中国商事法律继受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活动”这一本质，进而阐明中国当代法律继受所蕴含的深层哲学理念。文章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法理学、商法等基本原理，通过对商事法律继受实践资料的整理与评析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商事法律继受活动蕴含着一系列哲学价值，应根据中国国情，借鉴、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立法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商事立法活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三十八):民间法、法律方法与民间法的语汇系统

如何把民间规则与法律方法结合起来展开研究,这是笔者多年以来的一桩学术心愿,也是民间法研究可欲的重要学术空间。我把这一研究进路,称之为民间法研究的规范学进路,它与民间法研究的人类学进路一样,开启了民间法研究的两条并行不悖,且能相互发明、相互裨益的路线。最近数年,在民间法与法律方法关     

法律解释的姿态

随着中国法理学逐渐摆脱幼稚,作为表征学术成熟产物的法律解释也经历了一个转向:从法律文本的简单注解转向以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则和事实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活动不仅仅是一套将成文法运用到个案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与价值的重新认识与选择,文章在先验、经验以及实践三个层面上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和反思解释主体的法律解释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