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涵摄错误

刑法意义上的涵摄是将生活事实涵盖于法律所描述的构成要件的过程,也是三段论中大前提与小前提互动的过程。刑法上的涵摄错误则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故意实施的行为事实并未发生认识错误,也知道可能有禁止自己行为的刑法法规存在,但对该法规之解释存在误解,认为其行为并非刑法所涵摄的行为。涵摄错误不是事实错误,不能阻却故意,但可能构成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行为人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涵摄错误主要包括对行为主体、对象、方式及性质的错误。     

合法行为的作为义务研究

合法行为可以引起作为义务，但要进行分类讨论，有责行为可以引起作为义务，无责行为则要结合刑法的价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质作为义务的满足是考虑的重要因素，刑法谦抑性是考虑的必要的因素，关键是利益的衡量。     

比例原则在罪刑模式中的适用——以陆勇案为例

在法规范的框架下,基于人性观的价值判断,某些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却有可能不认为是犯罪。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影响而产生的伦理正义,在形式逻辑的理解下,却可能是错误的。法律的平等适用和自由保障机能不仅依赖于刑法体系,刑法的社会任务也不仅归揽于刑事政策。二者是相互交融和作用的,罪刑法定并非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从陆勇案入手,分析个案中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朴素法感情、法期待之间产生的冲突,呼吁秉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同时,在罪刑模式中贯彻比例原则,在罪刑模式中要兼顾个案正义和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界限。     

价格同步提高行为问题研究

在反垄断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现代社会,市场主体为规避法律,会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来从事限制竞争行为,而受到反垄断法禁止的固定价格行为也会以价格同步提高行为表现出来。对价格同步提高行为本身和反垄断法适用法律推定制度来规制价格同步提高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具体研究,可以厘清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固定价格行为的价格同步提高行为与反垄断法能够容许的价格同步提高行为之间的界限。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犯罪的立法完善

所谓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其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论言论自由的刑法保障——一个罪刑法定视野的关照

言论自由是宪法中最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刑法承载着保障言论自由实现的功能。我国刑法没有就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规定专门犯罪,而针对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规定相关犯罪予以处罚。因此保障主要应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即刑法规定内容及其适用之适当性的要求,通过限制言论型犯罪的处罚范围来实现。具体方法就是对相关犯罪作合宪性的限缩解释,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刑罚的危险,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     

论犯罪学犯罪概念与刑法犯罪概念的区别

在研究犯罪问题时,人们习惯于以刑法犯罪定义作为思考的逻辑出发点。事实上,除了通行的刑法犯罪概念外,还有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只有正确认识两种犯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的实质所在,才能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并形成科学的犯罪观念。两种犯罪概念虽有联系,但区别是根本性的,这就是二者对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是从各自的立场去理解和把握的。较之刑法犯罪概念,犯罪学中的犯罪只遵从于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性,既不受刑事违法性要素的制约,也不对应于刑罚处罚。     

浅谈网络时代网络言论自由的刑法规制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我们的日常言论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在各种各样诸如QQ、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上畅所欲言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在带给我们自由交流、便捷传播的同时,网络也滋生出了多种多样的网络言论犯罪。因在网络上侮辱、诽谤他人,发表煽动民族仇恨等不当言论而获罪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毋庸置疑,在当今不断发展的大数据时代下,人们在网络上行使自己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同样也受到刑法的约束。但网络言论自由这一新兴事物,究竟应当有着怎样的刑法界定?刑法又应当如何正确应对网络言论犯罪这种新型犯罪?这是两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刑法应从正确解释刑法、科学调整罪名和法定刑等方面介入。     

“事后受财”构成受贿罪问题的探讨

"事后受财"的行为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其社会危险也日益严重。但目前学界依然在争论此种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权钱交易的时间次序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如果不认定此行为的刑法定性,势必会造成法律上的一个漏洞。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分析,"事后受财"应当构成事后受贿罪。     

论网络言论失范下《刑法》介入的向度与限度

针对信息网络中虚假言论引发的犯罪现象及其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网络中的虚假言论行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现实社会,现实中《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出台抽象性司法解释来应对网络言论失范行为及其新型犯罪样态时,应当以"维护网络秩序"与"适应网络特点"为向度,并恪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     

互联网时代下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是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互联网平台使言论自由获得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渠道,虚拟的共同体成为其特殊载体和存在空间,隐秘性、多向性、迅捷性等成为其明显突出的特点。言论自由在凭借网络实现便利表达之时,过激言论和舆论暴力等现象借助网络空间不断地滋生蔓延,故有必要对网络言论加以法律限制。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其调控重事后惩治轻事前预防,可操作性较低,应当把言论自由权细化和融入到实体法之中,用更多的实施细则强化对言论自由的监管。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法治整体意识论纲

只有把握法治的整体意识才能理解法治的真实意义，而哲学的法理学是把握法治整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法治整体意识的要点是：法律存在是最低限度的法治；法律约束具有普遍性；普遍的法律约束具有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治的实质就是约束公共权力；倡导合道德性的良法统治；建设私法主治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保障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区别人的道德世界和功利世界。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是法治整体意识的核心意义。     

论新时期的宗教管理工作

我国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将逐步从依据政策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对于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民象征性言论自由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对某公民"宣传宪法"案例分析

象征性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特殊类型,其兼具言论和行动的双重性质,要受法律和宪法的双重调整,由于两类调整在价值选择上有时存在冲突,势必造成象征性言论自由实现的障碍.我国不仅在法律理念上尚未能认识其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对其加以特殊保护.因而依托实际案例来分析象征性言论的一般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为寻求我国公民象征性自由的实现路径提供有益的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

恶搞成了2006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恶搞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一种具体形式,国家应当保障公民以恶搞这种方式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同时,公民不得以恶搞的方式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恶搞作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演绎作品,而是滑稽模仿作品,它不侵犯被恶搞者的著作权。     

马克思法律自由观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人的自由,而其中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主要手段,应该反映当代经济关系并以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动力,最终保障人类实现自由。这一观点对于我国在法治前提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对法律自由价值的阐释实际上与和谐价值是互相依存、内在统一的。在这两种价值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建立正确的法律观,认识到法律应具有追求自由的价值,应当符合客观规律并将法治的完善看作一个历史过程,最终通过实现个人的自由以达到整体和谐。     

我国急需出台行政事业收费法

行政事业性收费,在我国实际类似征收的性质,是税收之外公共收入的最大来源。行政事业单位独占强大的公权利资源,垄断公共产品或服务资源。因此,收费及定价为单方决定,交费相对人永处在被动地位。税收必依法征收,如行政事业性收费不依法规制,则与掠夺或敲诈无法区别,必会普遍、长期、大量的侵犯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所以,行政事业收费法不仅具有行政法、民商法的意义,更有从源头防腐、行政改革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     

罗马法不是市民社会的法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现实形态是一种现代现象 ,它培育了近代民法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神圣的精神 ,这并不是罗马法的基本原则 ,罗马法的主要成就是发达的法律技术 ,而非精神内涵。罗马法的身份性和权利的保护方法说明私权的确认和维护不是罗马法的出发和归宿。原因部分在于罗马人的实用主义态度 ,部分在于罗马人不擅长哲学思考。     

英租威海卫的外来法、本土法与民间法

在民法典呼之欲出的今天,无需民法典却并不妨碍其现代化步伐的威海卫深陷对于“民法典情结”中的中国法学来说不啻构成一个颇为不利的历史反例。应当认真对待的是:普通法的地方法制经验是否或应当如何具有普适性?中国化是外来法“在中国”的基本方式。而如何中国化,则涉及本土法和民间法的有关问题。英租威海卫的中国法律及习惯是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对于这种被称之为“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赝品,与其用本土法不如用“民间法”加以概括或许更具解释力,亦更能在法理上反映外来政权、外来法与本土社会、本土法之间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