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据排除规则的激励功能

从激励功能的视角审视证据排除规则,将这种激励功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着眼于法庭上的事实认定.既然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发现真相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目标,那么就应该要求当事人提交“最符合争议事实本身之性质的证据”.作为对英美证据法学者有关最佳证据论辩的总结和反思,戴尔·南希所提出的最佳证据原则理论对某些排除规则具有解释力.尽管这些规则背后可能有多元的政策理由,但同时能够激励诉讼双方提交最佳证据,强化、矫正对抗制本身的激励作用.第二个方面着眼于法庭外的行为,包括审前诉讼阶段中的行为和诉讼外的行为.对于前者,排除规则通过否定行为收益的方式提供反向激励,而对于后者通过降低潜在成本的方式提供正向激励.这体现了对外部政策的保护,激励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几方面的变量.     

激励理论视野下的“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激励能促进“90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良好的生活态度,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全面提高其素质.对“90后”大学生实施激励应遵循公平公正、奖惩结合、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运用目标激励、情感激励、榜样激励等方法,可以增强教育的有效性,从而实现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     

个人信息权的法哲学论纲

用法哲学的方法从劳动论、人格论、激励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角度分析个人信息权,从而对个人信息权的合理性得出有力论证.尤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物质、权利、人权以及社会性等方面进行论述,得出结论:个人信息权具有哲学正当性.     

重建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想

效益与公平是任何社会政策目标平衡的两极.在强调企事业活力,激励竞争效益的同时,必然使每个社会成员增加风险负荷.没有与经济效益相适应的公平观念和社会安全,效益是不持久的.由此,我们有必要在重建社会模式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结构和法律秩序. 一、困境中的社会保险体制及其表象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     

浅议如何构建我国高校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是为了调动和激发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人力资源的激励应坚持以人为本、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公平与公正以及激励的层次性及其有效性原则,应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激励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与增值,达到个体、组织和社会的协同发展的目的。     

浅析欧美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激励政策

近30年来,经济激励政策在欧美国家大气污染治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经济激励措施中选取了不同的进路,欧洲国家通过环境税政策,对化石燃料中所含的大气污染物质征税。美国通过排放权交易制度,在限定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的同时鼓励排污企业降低排放。由于合理的制度设计,这两种环境政策都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也论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以组织激励理论为视角

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组织行为学中有一种理论一组织激励理论,该理论又有不同的模式.运用组织激励理论来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成因,可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遏制其发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法律治理中的激励模式

法律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非强制性的法律激励。法律激励的场域存在于法律关系的实践之中。法律激励的实现模式主要包括三类六种模式:权利模式与义务模式、奖励模式与惩罚模式、助力模式与阻力模式。各种模式之间具有相互联系、互相辅助的关系。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对于那些拒不供认有罪、推翻供述或者"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则会产生一种从重处罚的效果.尽管这一政策在指导法院量刑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具有否定作用.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形成了一种"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根据这一模式,面对国家追诉机关的调查讯问,嫌疑人负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以协助国家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在这种强调公民服从义务的政策影响下,所谓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被告人与国家的平等对抗等自由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并没有太多的存在空间.     

论现代监狱民警行为激励方式方法

现代监狱不再是简单的“镇压工具”和“暴力机器”,监狱民警的工作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适应这一要求,监狱必须着力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掘民警潜能,改变激励方式、方法,从物质、精神内容上加强竞争、挫折等行为激励,促进民警执法与管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监狱改造质量,履行监狱机关的社会职能。     

生态行政模式下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创新

在以管理行政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原有的环境政策理念、环境政策体制以及环境政策工具无法解决由于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结构调整逐渐积累的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因而,必须突破管理行政模式下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困境,以生态行政理念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生态行政模式下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     

加强刑侦工作专业化,提高侦查破案能力

本文从刑事侦查、侦审合一等基本概念出发,结合我国当前政治体制转轨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分析了当前加强刑侦工作专业化的必要性和任务的紧迫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多个方面,如领导班子建设与刑侦基础工作、管理选拔激励制度、业务技能和侦查模式等方面出发加强刑侦工作专业化,不断提高侦查破案能力.     

论我国药品安全规制模式之转型

六十余年的药品监管实践表明,我国药品监管长期以来以政府监管为主,根据监管职能与监管手段的不同,可分为管控型模式、监管型模式、垂直管理型模式和属地管理型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药品安全规制应从政府监管模式转变到社会共治模式.这其中规制主体应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规制手段应由刚性手段向柔性手段转变,规制机制应体现协调、激励和参与,法律责任应彰显风险预防功能.     

国家治理逻辑演变下中国环境管制取向:由“控制”走向“激励”

在中国环境管制模式转型问题上,主流理论给出的"药方"是以多元共治模式作为替代选择。这种思维的偏颇之处在于孤立又单纯地讨论"模式替代"而忽视模式内部是否存在"自我进阶"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体制、制度特征和治理逻辑等政治因素对环境治理的深刻影响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研究证明,在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演变为核心的国家治理逻辑下,中国环境管制模式"内部取向"存在一条自我发展的轨迹,即从"控制"走向"激励"。前者体现国家对自然、公众与企业的控制,是在工具理性认知下,确保秩序与稳定、发挥"消极抑负"功效;后者则凸显对自然的尊重、对公众权利与企业利益的激励,彰显价值理性认知,寻求秩序与表达兼容以及"积极增益"功效。继而为进一步促成"激励"的完全进阶提供思路和建议。     

基于激励理论的人工智能发明人身份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自主创造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对以"人类发明者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发明人制度发起挑战.激励理论是专利法存在的目的,从激励理论角度考察,期望激励理论、公平激励理论和成就激励理论奠定了发明人激励制度的内部基础.基于对激励理论的逐一分析,人工智能即使能够自主完成发明创造,也不是基于激励意识而产生的结果.有鉴于此,人工智能不能作为发明人与人类发明者并存于专利法之中.面对未来时代人工智能自主生成或辅助生成发明的可能性,我国应坚持现有的激励自然人作为发明人进行创造的立法目的,维护既有的自然人是发明人的制度体系.     

公共政策、医疗行为与责任配置——关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绩效的观察和评论

从法政策学的角度对侵权责任的制度绩效进行观察和验证,是后侵权责任立法时期中国民法学的重要学术使命之一。本文以医疗损害责任为分析对象,竭力展示公共政策与责任配置之间的微妙关系。研究表明,现阶段公共卫生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加强管制约束来提高医疗服务的质与量。在此背景下,医疗损害责任的功能定位只能是激励而非补偿;且由于医疗服务自身的特性,相关责任配置的隐性激励作用更加突出。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在归责原则、责任形态和损失分摊方面分别存在激励不足、不当管制和风险无关的缺陷,极有可能导致制度失灵、立法目的落空,亟需加以改进。     

基于激励理论的人工智能发明人身份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自主创造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对以"人类发明者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发明人制度发起挑战.激励理论是专利法存在的目的,从激励理论角度考察,期望激励理论、公平激励理论和成就激励理论奠定了发明人激励制度的内部基础.基于对激励理论的逐一分析,人工智能即使能够自主完成发明创造,也不是基于激励意识而产生的结果.有鉴于此,人工智能不能作为发明人与人类发明者并存于专利法之中.面对未来时代人工智能自主生成或辅助生成发明的可能性,我国应坚持现有的激励自然人作为发明人进行创造的立法目的,维护既有的自然人是发明人的制度体系.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模式——以反腐败专项合规为例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可以分为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两种模式。我国刑法的内涵式立法特征使得难以在刑法中引入强制合规义务或者确立合规宽缓机制,《刑法修正案（十二）》依然延用传统治罪模式,注重对腐败行为的惩处而非对腐败源头的预防,只能发挥合规间接激励的效果。与其寄希望于立法的直接激励转型,不如务实地从刑法解释和司法改革中寻找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直接化改造的路径和空间：事前合规通过阻断单位刑事归责,发挥合规直接激励功能;专项合规通过刑法解释成为信义义务来源,融入背信犯罪构成要件,直接影响犯罪成立与否;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企业和企业家涉嫌的经营类犯罪均可获得事后合规从宽甚至出罪的直接激励。企业在建立专项合规体系时只有厘清专业性合规要素、重视预防性合规体系建设、统合合规管理与财务管理、逐步培育廉洁合规文化,才能有效预防专门领域犯罪的发生,避免受到腐败行为的侵害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科技惠农政策执行实效及提升对策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C镇进行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科技惠农政策执行取得了执行满意度较高、政策关注度较高、为农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等成绩,但仍然存在着政策的公共服务性有待增强、政策的公共服务性宣传有待加强、政策执行人员的公共服务素质有待提高、政策执行激励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对此,应采取提高科学性和熟知度、加强队伍建设、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措施提升科技惠农政策执行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