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行使与民法适用

警察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警察权力的核心是刑事侦查权和社会治安管理权。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警察公民主义"价值观已经渐渐取代以保护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警察国家主义",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权力的设立旨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行使应当在民法的框架内,否则很容易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民法是众法之基,欲治公法必先治私法。人民警察需要学习民法,准确把握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牢固树立权利本位思想。     

民法视野下的警察权力的行使

警察权力的行使应在民法框架内,则会避免侵权。要划清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限,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警察的权力设立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二者应有其应有的平衡。警察光靠学习公法不够,要接受系统的民法学习,公民的所有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在民法中作了详尽的规定,因为警察权力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要牢牢树立权利本位思想,要以公民权利为起点、为核心、为主导,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具有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     

论警务公开的制度构建

警务公开是指将公安机关的职责和工作及其运作过程等所有与警察权能有关的信息以各种适当的形式公示于社会、社区或告知权利人。警务公开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基本理论方面本文仅对警务公开的基本涵义 ,警务公开与警务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与保密制度的关系和警务公开的价值进行分析探讨。警务公开的基本原则为 :法定原则、适时原则、适度原则、告知原则。对警务公开主体的基本要求是合法、权力与义务一致、合理、效能、平等、具体明确。警务公开的内容是警务公开制度构建的核心部分 ,可以从社会、社区和个案三方面对其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予以界定。警务公开的程序性规范有时间、期间、地点、方式、公安机关的具体操作程序和相对人等权利主体需要办理的具体手续及流程等。     

论创建人权型人民警察

警察与人权的关系是重要的警察政治理论。警察执法水平直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水平和人权保障水平。人权保障将成为国家的价值观,成为人民警察从事一切执法活动的最基本准则。限制警察权力是权利时代的发展趋势,保障人权是公安工作持续发展的中心命题。以人为本是警务执法的核心,要变革传统的权力本位观念,确立人权优于警权的现代法治理念。     

论现代警务行为的范式转换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警察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法无明文规定即无行政。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事务不断增多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出现了许多有悖于传统理论的“反常问题”。这些“反常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传统的理论研究范式本身产生了危机,考虑新的范式设计和进行范式转换就十分必要了。范式转换的实质就是提出一套全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把“反常”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现代警务行为突破传统的价值模式和价值理念,构建权利本位范式有助于树立“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有利于扩大相对人的参与;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构建我国有限警察权的困境及对策

警察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大小与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随着国家法治水平的提高,警察权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树立有限警察的全新警务理念,有利于控制警务泛化趋势,有利于变公安部门单一式管理格局,为公安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多元化共同管理格局,由全能型警察变为有限型警察。     

试论以和谐理念引导公民现代诉讼观念的形成

现代诉讼观念的建立,须以传统诉讼观念的更新为前提,既要发挥其积极功能,又要突破其樊篱,实现对其的整体性超越;应当以“均衡”为原则,实现从极端的“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向“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转变,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权利为本位的正确诉讼观。在寻求诉讼救济上,既是积极的、主动的,又是理性的、灵活的,在相容互补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一致与平衡发展。     

我国警务工作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

三十年来,中国警务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中国警务正在从传统警务迈向社会主义现代警务。警务价值观初步实现从阶级斗争价值向人权价值和人本价值转型;警务政治形态从权力保护型向权利保护型转型;警察权力的基本运行机制从政策型向法治型转型;治安与犯罪控制初步实现从静态向动态转型;警察内外关系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型;警务效能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     

对我国警察与媒体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媒体对公安工作监督的力度、对警务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安工作对媒体的依赖性增强,因而公安机关必须构建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警察与媒体的关系需要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沟通协调理论、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以及博弈理论进行分析。在现实生活中,警察与媒体关系是多维度的:在政治上,双方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在法律上,双方是互有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关系;在工作上,双方是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权利和权力是法律上的一对基本关系。它们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由于行政权的渗透、扩张,忽视、无视甚至侵犯权利是我国现阶段权利和权力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立法决策中必须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尤其要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为本位,以行政权力服务于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为根本。第一,限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行政权的过度膨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和市场主体实现权利之间的各自自由度。由于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统制,政府权力无所不能。因此,在保持权力的适度宏观控制和对某些领域中的具体干预的同时,必须放松乃至放弃对市场主体的某些控制。     

论我国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

警察使用武力是一项重大而特殊的国家公共权力,影响公民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理应受到宪法的规制,但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问题却被普遍忽视,极少得到关注和研究。警察使用武力的宪法规制是警察使用武力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具有制约警察武力使用权和保障公民生命权的双重作用。警察使用武力的核心内容应当作为宪法保留事项,由宪法加以规制。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宪法对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作出了直接、明确的规定,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宪法规制警察使用武力的理想模式是:宪法在确认公民生命权并规定保障生命权的同时,将警察使用武力作为保障公民生命权的一项例外情形,并且明确设定使用武力的原则和情形。     

宪政、权力制约与社会秩序--法治视角下孙志刚事件的深层思考

保障公民权利,需要公共权力,但公共权力又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孙志刚悲剧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权力制约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是宪政。宪政是法治的政治前提,又构成法治的最基本内容。制定了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宪政需要靠一系列可实际操作的具体制度作保障。就宪政领域而言,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实体正义,或许具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宪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权力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运行的程序问题。有效地制约权力,不会危及社会秩序。相反,只有对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法治社会,才能形成良好而合理的社会秩序,才能长治久安。而通过强化警察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不仅会有损秩序的价值,最终还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秩序。     

涉外警务研究范式的转换

科学从本质上说是解决问题的 活动和根据问题定向的活动。科学进 步的标志之一是把反常的问题和未解 决的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 “反常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理论范 式本身产生了危机,考虑新的范式的 设计就有必要了。涉外警务是一门囊 括了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新兴交叉 学科。在警察执法理念和行政权力运 行模式上,它主要体现为公安机关与 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在涉外警务研 究领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在思考涉 外警务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 题,探寻解决途径的同时,我们需要突 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引入新的研究范式。 本文将就此作些探讨,发表若干浅见, 求教于各位同仁。     

论警察权运行的制度保障

正确认识警察权并设立规制其运行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警察职能的实现,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警察权力的不法侵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制警察权力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警察权力的设定制度、运行程序制度、法律监督制度、法律救济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     

论警察法律关系中的警察主体

警察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在警察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双方当事人,它由警察机关和对方当事人构成。警察机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即能否构成警察主体,则是警察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文章正是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对警察主体的概念、特征等予以界定,并将与警察主体相关的警察法律关系主体、警察机关、警察人员概念予以阐述和区别,以期加深对警察主体本质特征的理解。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初探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既反映中央与一般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 ,也反映一个统一主权国家内各民族之间关系 ,特别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平等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治理的重心 ,因此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民族平等权。民族政治关系的理论体系是以民族平等权为核心范畴和多样性统一的基础而演绎出来的逻辑整体 ,是一个由必然权利 (民族平等权 )、应然权利 (生命平等权、政治平等权和发展权 )和实然权利 (少数民族公民权利、自治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职责 )等组成的权利体系。民族权利是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理论应由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权力学”向以“民族权利”为核心范畴的“权利学”转变。     

警察权的限度：以使用致命武器为例的分析

为保障警察依法履行其职责，法律规定警察有使用致命武器的权利。但近年来，我国警察在使用致命武器的问题上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在现实中。警察权的行使到底应以什么为限？警察使用致命武器的标准是什么？当多个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寻求一种平衡来达到整体的最佳效果？为此，建议考虑在“正常警察理论”下制定相关法律，厘清并明晰此项权利的限度，以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筑起一道堡垒。     

论警察学习民法知识的必要性

加强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公安工作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矛盾多发时期，公安民警执法不当或不规范引发的负面舆情时有发生，这对警察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警察执法的水平和能力的高低，执法过程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故此，警察应该加强民法知识的学习，强化民法意识，主动维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这对转变警察执法理念、规范警察执法行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权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主体 ,就世界各国的整体情况看 ,将刑事案件的侦查部门设置于警察机构之中几乎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模式 ;笔者对“检、警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心存疑惑。关于侦查权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列举的侦查权遗漏了询问被害人、侦查实验、辨认、查询冻结、秘密侦查等项 ;强制措施具有侦查的性质 ,预审也同样具有侦查的性质。关于侦查权的制约 ,应包括内部、外部制约两方面 ,当前更应从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 ,设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权与羁押权的分离 ,设立司法救济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