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宗教思想初探

朱熹在理气论的基础上构建其宗教思想体系。他以"理"、"天理"来重新解释孔孟所信仰的"天"与"天命",并将体行天道、成为"圣人",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他又用"气"之聚散变化来说明人的生死和鬼神问题,使儒学(包括其鬼神说)成功实现了一次由粗糙向精致的转变。朱子的宗教思想是儒家反对佛、道的有力武器,对维护儒学的至尊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理·欲·和谐社会

人欲和天理是维系传统政治秩序的一对根本理念。在我国古代,理学家们鼓吹"存理灭欲,"造成"理"与"欲"的对立。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追求生活需求之"欲"不断增强。而今天之"理"的规范力大为减弱,同样造成"理"与"欲"的不和谐。有必要从影响社会道德和国家政治的理欲观的角度,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内涵。     

二程的“天理人欲”观探析

二程的天理与人欲问题是二程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理欲之争曾是历史上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宋代争辩最激烈。二程的天理、人欲观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同时又具有宋代这个时期鲜明的特征。     

试论朱熹“切己体察”的解经方法

"切己体察"是朱熹一向推重、倡导的经典解读方法.其所谓"切己体察",具体内涵有三:第一,读者"须是将身心做根柢";第二,读者凭借经典所涵之"理"解经;第三,读者依靠自身经验来体味经典之义理.其实这就是经典解读的三条进路.在朱熹看来,以切己体察之法解读经典,能取得"知得深"、"信得笃"等解释学效果.朱熹所倡导的切己体察法,对后世一些学人形成崇实黜虚之学术精神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作用.     

两种正义观与两种立法精神——从西塞罗谈起

在人类生活与历史中体现出来的正义是绝对而永恒的,还是只是相对而临时的?这个问题的分歧导致了两种正义观。永恒正义观把正义法则看作是人-神或天-人共有的法则,因而不只是"人法",同时也是"天理"与"神律",它不仅涉及人世间的利益关系,而且涉及人-神(天-人)之间的神圣关系;而相对正义观则把正义法则仅仅看作人世间的利益关系的法则,只涉及利益关系,因而正义法则只是世间的人法,而不具有任何神圣性。两种正义观产生两种立法精神:有超越维度的立法精神与没有超越维度的立法精神。对理性的自由的觉悟,是认识正义法则绝对性与立法精神超越性的一个根本性进步。     

“天理”的窘境与王学的兴起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朱子之学的理论缺陷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个体的强制与压抑;其二,天理主体性的缺失。这些缺陷的暴露为王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王学吸引士人的主要方面就在于解决了"天理"与人情的矛盾。王学将"天理"内化于人心,注重个体人格的培养,正视个体情感,个人的主体性在王学中真正建立了起来,也是在这一层面,王学超越了程朱之学,赢得了世人的认可。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儒家经典哲理化,同时也完成了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他的法律思想表现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因事制宜”的变法理论、“相为始终”的德礼政刑理论以及“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主张等方面。朱熹的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积极意义分析

"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墨子论证"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的外在力量,是推行其学说的工具;鬼神观是道德力量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约束力量;"天志"、"明鬼"思想也反映出了墨子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认为敬鬼神既是对先人的尊重,又可以联络乡亲的情感;"天志"、"明鬼"思想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的人民的正义的要求,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新时期新闻宣传更应汲“源头活水”挖“基层富矿”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两句诗原本出自朱熹的《观书有感》.用来说明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汲取源头活水,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写作注入养分.引申到新闻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善于从基层汲取"活水",挖掘"富矿". 党的新闻工作归根结底也是群众工作.树立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以深入基层的新闻实践转变作风、改进文风,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履行职责使命的必然要求.群众立场、群众观点扎根于心、落实于行、体现于文,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将赢得群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常”与“非常”:宋代家礼中的吉服

宋代家礼中的吉服广泛用于冠礼、婚礼、祭礼,是一种体现仪式特殊性的非常之服。在司马光《书仪》与朱熹《家礼》中,宋儒一方面将当时流行的冠帽衣服纳入家礼吉服系统,化"常服"为"非常服";另一方面又将早已退出日常生活的深衣回置于家礼仪式之中,变"非常服"为"平日之所常服"。这种双向转化体现了宋儒双重否定的古今观念与处乎中道的制礼原则。通过界定"盛服",宋代家礼建构了等差分明的吉服体系,其中隐喻了儒家正常的纲常伦理秩序。     

从孔子称“天”呼“命”之三叹看孔子“命”意识

<正>孔子一生关于"天"、"命"曾有三次著名的慨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是一叹,叹于孔子堕三都受挫之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二叹,叹于孔子过匡被围之际;"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又一叹,叹于孔子过宋险遭司马桓魋杀害之际。这三叹所发露的"命"意识,学者素来着思甚深,这里拟关联着"生"、"命"、"性"、"道"诸范畴,将其与古中国人的"命"意识做一番比较,并从     

从李二曲的“格物”观看其对朱王二学的创造性整合

二曲哲学是建立在对宋明理学思想的简择和批评性继承发展基础上的,本文通过对二曲"格物"观的分析梳理,从"格物"为圣贤入门第一义、"格物穷理"以"明善"、"首要格为物不贰之物"、格物致知皆良知之用四方面揭示他是如何取两家之所长补两家之所短,创造性地整合出全新的既紧扣原始儒学又富有时代特色的"格物"观的。     

从“虚静”到“妙悟”——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接受思想和接受经验。老子的“虚静”观、朱熹的“涵泳”说、孟子的“以意逆志”、严羽的“妙悟”说等,它们科学地揭示了文学欣赏的一系列美学规律,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的大致轮廓。     

朱止泉论朱熹“以主敬涵养为先”及其与陆王的异同——基于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视角

朱熹继承程颐讲“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强调涵养与穷理相互贯通,并且认为涵养为穷理之本。然而,朱熹之后,宗朱派把涵养与穷理分别开来,只讲朱熹以穷理为主而讳言涵养,并以此区别于陆学;王阳明以为朱熹早年、中年主于穷理、晚年主于涵养而同于陆学,撰《朱子晚年定论》,同时又斥朱熹格物穷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对此,清代朱子学家朱止泉著《朱子圣学考略》,通过对朱熹一生为学以居敬涵养为主的分析,建构朱熹的涵养论,强调朱熹“以主敬涵养为先”,“始之以涵养始,终之以涵养终”,并且认为朱熹的涵养由于与穷理相互贯通,而不同于陆王,高于陆王,为孔孟正脉。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研究朱子学及其与陆王的异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俗”与“从推”:从施剑翘案看中西法文化冲突

虽然中国传统法律至民国法律移植之后就饱受批评,而实际上对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冲突界定及成因,却没有充分的分析。以施剑翘案为切入点,从内容与形式上两种冲突看,一方面,"法从俗",传统法的"情理"即以血缘习俗为本质主导、伦理道德为表象辅助的内容来源;另一方面,"法从推",追求直接正义并从"人情"至"天理"的"推"的形式。以社会结构家庭化的特殊性来看冲突的原因,"推"的社会化与"人"的制度化,解释了形式与内容上差异之原因,并由形式推导至内容,将内容与形式相贯通。     

60年时代主题的重大变革——从“战争”到“和平”的大局统筹

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乎国家在建设时期"中心任务"的抉择,是建国60年经验总结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之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不同统筹观(即从"战争格局论"到"和平与发展论";从"要准备打仗"到"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对国际政治、尤其国内的建设格局以及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抚今思昔,在改革大势下,我们全面肯定邓小平的全局统筹观;继往开来,在历史镜鉴中,不等于轻率地否定1978年改革以前毛泽东的大局统筹观,这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辩证法。     

论特权合理性之要件

天理,即自然法。以是否符合天理为标准,特权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符合天理者为合理之特权,违反天理者为不合理之特权。特权的合理性要件有:特权不应违背善良风俗,特权宜顺应经济基础与政治发展的要求,特权宜源自公正的社会分层,特权所占用的社会资源要合理适度。     

朱熹对先天象数易图之采借与改造浅论

朱熹之先天象数学尽管承袭于邵雍之数学体系，但与邵雍之体系相比，其先天学体系显然有大突破。可以说，其突破主要体现在，以邵雍之先天象数学为基础，朱熹对其做了调整和扩展，使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成功构建属于自己的先天象数学体系。而在这些调整与扩展中，对先天象数易图的改造则是其最大的特色，也是朱熹最着功夫处。本文探悉了朱熹对河图洛书、太极、伏羲四图所做的改造和调整，并于文末得出朱熹其改造先天易图是其“以理观易”思维的明确体现，其旨归无非是“以易证理”，最终建构更加完善的理本论哲学体系。     

浅谈“家族本位“观与中国家族文化

"家族本位"观是以家族利益至上的一种思维定式,这种心理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家族文化,说到底,家族文化 就是"家族本位"观的外在形式之精神凝结。中国家族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指导中国 人生存的基本原则。     

李白的“新自然主义观”

以"委运任化"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然主义观"在李白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为人处世能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达到了与世推移、顺从自然的"化境";对待生死问题也是委顺造化,超越有形之生命,追求精神与自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