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未来走势

现代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和而有讼”的社会，民事诉讼的许多功能都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成功建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和谐社会”的诉求尚有距离，在当代和谐社会建构背景下，中国未来民事诉讼制度应追一步优化、完善，有助于和谐社会功能与制度。     

“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先进文化建设

“和谐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本质和核心是共同发展。“和谐社会”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十五个方面。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前提有三:物质财富的充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风气蓬勃健康向上。它的建构与三大文明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又与先进文化的建设密不可分。先进文化对于和谐社会形成的最大作用是,能够为它的形成提供一个最佳的文化环境。其功能的发挥通过它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作用体现。     

“和谐社会”与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以“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加快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用“和谐社会”思想统领行政决策全过程,规范行政决策程序;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加强行政决策制度建设。     

民法与和谐社会的精神共鸣

和谐社会理念与民法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哲学基础分别是“天人合一”和“泛神论”,后两者所共同蕴含的主体意识和自然理性达致了前两者的现代交汇。构建和谐社会,民法在观念重塑、人格养成、文化修正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肩负重要使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价值边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表现为制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满足政策变革之根本特征的需要。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要求出发,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基础,准确定位其价值边界,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正确引导,必将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建立与发展。而且只有基于制度与价值的分析,才能超越表面化的文本政策而溯及其背后真正的利益动因,才能构建一个解释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命题的理论与实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战略目标和治国方略。出于对二者相关性的整体思考,从法学的角度有必要提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整合性命题概念,可以深化对上述两方面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和把握,并有助于促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法治文化的价值目标、生成条件和实践舞台;而法治文化则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精神取向、制度保障和素质支撑。     

“枫桥经验”指导下刑事和解的实践与制度架构

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新方式,日益受到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虽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理解和实践这一制度至今还有不少的分歧,但是对于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已经成为共识。“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社会对刑事政策理论的具体实践,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乡土资源和实证素材,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和解经验,是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探索的一个缩影,成为刑事和解制度成功的典范之一。本文以“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的实践为基础,试对刑事和解的制度建构作一探索。     

构建和谐社会与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要通过和谐的法律制度来加以实现,依法治理的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的法律在价值观上必须符合与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人道就是“在价值观的时代衍变中凸现出来的有别于公正、效率的制度伦理价值”。在刑事程序中提出和强调人道价值,     

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暂缓起诉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权利、实现诉讼效率和刑罚目的等功能。为迎合刑罚理念的变化，顺应起诉法定主义走向起诉便宜主义的趋势，特别是在“人权入宪”和“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相关检察院试点改革的实证基础上，重新对公诉权进行配置，借鉴并创设具有我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要求与制度完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社会形势和任务,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     

公司监督机制的利益相关者与核心结构——由中国公司法规定的监督机制观察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机制、监督机构、监督职权等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此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创新和尝试。一方面,力图发挥作为非专门监督机构和监督者的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职能;另一方面,进一步确立和保障公司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能。     

三大法系的要约与承诺制度

一几乎全世界的教科书都一致写道 ,合同当事人的协议一致 ,指的是从两个方面的当事人发出的意思形成同一 ,即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条件即要约 ,而另一方作出接受这一条件的意思表示即承诺。但是实践中的合同常常是另一个样子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由不同的方式形成的。比如 ,一宗土地的买卖合同由公证人起草完毕而同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后成立时 ,恐怕就很难说哪一方当事人提出了要约 ,哪一方当事人接受了要约。“要约”和“承诺”的概念尤其不能适用在当事人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才最终就合同订立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形 ,因…     

征收制度的调整及体系效应

按照我国现行法,若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建设,不得由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与用地者签订合同,设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必须先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有,而后由国土资源主管机关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用地者。对此制度实施改革之后,征收制度至少在其适用范围方面应当调整。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业目的的,不再适用征收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与用地者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创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会使得存在于集体土地上的他物权以及住宅、厂房、办公用房的所有权,在消灭途径及方式方面发生变化。用地者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应支付足额对价,对于因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而终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也要足额补偿。     

专利制度与自由主义

专利制度表面上看与自由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专利制度基于对市场的信赖而战胜政府奖励制度,最终成为激励科技发展的优选制度,是与自由主义理论密不可分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过分依赖政府规划来主导科技发展,必然无法感知市场所传导的最生动的创造需求而落后于人.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文章反驳了否认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误区论”。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的统一。文章不赞同用法律真实或相对真实代替客观真实的观点 ,认为相对真实论的要害是不承认能够证实犯罪人是谁 ,这必然会导致错判。文章坚持我国法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排他性证明标准 ,不赞成采用英美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指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文章分析了设立刑事证据规则的目的、功能 ,认为其目的和功能是多元的 ,而发现客观事实是其首要目标 ,并指出 :认为认识论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事诉讼证明、行政诉讼证明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 ,但也应当以认识论为指导。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以法律手段保护食品安全成为必需。《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现实情况,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提出了新要求。反思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重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更好地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案件事实解明中法院与当事人的作用分担,存在两种对立的原则: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古典辩论主义以私法自治为根据,主张案件事实的解明应当由当事人承担责任,法院恪守不介入的原则并受此约束。随着社会以及诉讼观念的变化,诉讼不再被纯粹视为当事人私人的问题;发现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实体真实的妥当判决,被作为法院的一项责任的观念逐渐形成,从而导致协同主义理念的产生。协同主义认为,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探知,既不是当事人一方的责任,也不是法院单方面的任务,而是两者共同的责任;法院与当事人应当协同去发现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     

联邦制与单一制“对立”还是“统一”

由于现有有关单一制和联邦制区分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和误区 ,实践中的单一制和联邦制不应是相互对立的概念 ,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英国和西班牙的个案有自身的特点 ,但也表现出一些传统单一制国家内 ,单一制和联邦制结合的共同特点。     

陪审制度与程序正义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陪审制度是在追求公正陪审团,而不是民主的陪审团,因为民主与正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民主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司法追求的是公正。陪审团在遴选阶段中,预先审核、无理由剔除、有理由剔除等制度性规定,就违背了民主的平等性要求,是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来设计的,目的是追求公正的陪审团。在坚持民主的前提下,努力使陪审团成为协商民主的制度角色,最大限度地追求司法公正,是陪审团制度自我完善和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