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方式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但总体上来说农村群体性事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适时地根据新形势调整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方式：理性、开放地认识和正视农村群体性事件,站在农村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主要诱因着手,人本、主动、科学地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成因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其干扰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入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成因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灰黑”势力及其治理

近年来,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封建迷信势力等灰色势力不断染指农村群体性事件。或是制造矛盾,或是出谋划策,或是红黑勾结,导致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复杂化,矛盾冲突暴力化,行为对抗组织化。为此,必须建立新型的农村政治诉求机制,打击"灰黑"势力违法行为,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以遏制"灰黑"势力介入农村群体性事件。     

浅谈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近几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次数、参与人数呈上升、扩展态势，组织程度增强。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有群体性、利益性、组织性、非政治性、变化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新农村建设和“三基工程”建设是当前预防和处置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条件。失地农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方法包括：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尤其公安机关要加强预警机制建设；掌握处置失地农民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和艺术等方面。     

一个重要视角：农村传统群体性事件——对贵溪“8·19”恶性械斗事件的分析

以诱发的主要原因为论,可将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分为“械斗、税费、土地”三个时期。从历史上看,为便于研究和区分,可将上世纪80年代及之前发生的以山林水利纠纷等为主的群体性事件称为传统群体性事件。传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外部特征就是宗族械斗。但近几年学术界似乎已使其变得陌生,发生在2004年8月19日的江西省贵溪市的恶性械斗事件又使它变得清晰。政府应对农村传统群体性事件有更积极的作为,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

当前由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安全、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积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构建法治社会,是解决这类群体性事件的最终途径。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和谐社会理念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之一,是社会不和谐的特有反映。考察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和社会关注程度,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现代农民或农村问题仍然是主导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方面,另外,就业、金融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也经常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处置群体性事件,应重新确立决策观念,理性理解事件的引发原因,并注意处置中原则的刚性和方法的柔性的有机结合。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群体性事件视角审视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以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     

对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之考察——以“挫折一攻击理论”为视角

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着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减少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性措施,在于畅通和重建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情报信息工作,完善冲突化解机制。     

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生成缘由表现在转型期环境的不确定性、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基层政府公信力弱等方面。     

关于当前农村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的几个问题

目前农村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明显增多,已严重干扰了社会治安秩序。本文结合本地实际,认为此类事件的主要特点是多因性、多元性、狂燥性、扩张性,其增多的原因主要是存在四大反差。对这些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理、解决好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确保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相关概念之界定

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有一定差异,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目前,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就存在着集群行为、治安紧急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多种称谓。本文对国内外各种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及成因

群体性事件应该从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矛盾的角度进行分类。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最初起因,可分为由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和由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可把这两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的、带有典型或普遍意义的事件按发生地归纳为三类：乡村群体性事件、城市群体性事件、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     

高校群体性事件特点及成因分析

高校群体性事件分为政治类群体性事件和非政治类群体性事件。目前高校群体性事件多是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非政治类群体性事件,具有行为目的单纯、非暴力性、持续时间短暂等特点。高校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包括高校内部和高校外部两个方面的因素,并且有扩大加剧之势。对此,公安机关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应采取柔性化的方式积极有效地预防和处置高校群体性事件。     

论自媒体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与控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难控,传播难管,信息真伪难辨,信息交流群体极化性倾向严重的现状,呈现出网络舆情热点往往直接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加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循环及网络舆情的广泛传播,增加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网络舆情易被敌对势力利用致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性质改变.公安机关应采取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防范能力,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驾驭能力,提高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水平,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矛盾化解水平等控制策略.     

非正常死亡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之社会管理对策——以江苏连云港某县“2.14情人节事件”为例

近年来,在农村,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员大流动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带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难度与日俱增,各类非正常死亡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非正常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发有一定的心理原因,各种社会因素直接影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解决。因此,治理该类群体性事件应做到:必须畅通信息,及早稳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灵活处置,依法打击,主动应对,正确引导舆论,医院主体应规范管理、改进作风,从源头上减少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