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化银行业电信网络诈骗风险防控机制的探研——基于大型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

银行是堵截电信网络诈骗的第一道关口,是电信网络诈骗防控流程的关键环节,银行堵截电信网络诈骗的数据可以为预防诈骗提供充分依据。银行业应主动配合公安机关深入开展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活动,从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客户利益和金融秩序稳定的高度,提升服务水平,增强专业能力,为防范与打击电信诈骗违法活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侦防对策探讨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由传统电信诈骗转向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后盗窃银行账户存款犯罪,犯罪分子进一步通过结合新开发的网银电子支付工具与业务验证漏洞设计诈骗陷阱,诱骗相关信息进而盗窃存款。必须从落实金融、通信行业社会安全责任入手,加强警银、警通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联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要立足警银大数据,完善金融机构内部业务与风险控制,建立警银风控信息化合作新机制。同时要提供安全咨询服务,帮助群众提高防范意识。     

基于资金查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治理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资金流贯穿于整个犯罪过程,将资金查控作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案件流出发,发现资金查控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治理中存在证据层面、数据层面和人才层面三方面问题,由此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打击、被害人资金返还及案件证据链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上述问题及影响的成因主要与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认证体系、数据管理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密切关系。未来应建立区块链证据认证体系、建立违法资金查控专业数据库、建立资金查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资源、技术共享交流平台、建立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的合作机制相结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查治理路径。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构建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金融展业逐渐迈向互联网金融时代。网络金融交易、网络投资理财和网络购物、网络借贷等新型网络金融已成为一种新的互联网金融业态,逐渐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尽管互联网金融推动了金融混业经营的创新发展,但网络诈骗、信息被盗、数据泄露等导致个人财产受损和不法侵害的犯罪行为已悄悄来到公民身边,相关部门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打击与治理困难重重。因此,加快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进程,完善与构建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

伴随着金融事业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手机、互联网为载体的电信诈骗犯罪逐渐形成带有地域性特征的职业犯罪,成为一种案发区域广、涉案金额巨大、群众反响强烈的常发性侵财案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鉴于电信诈骗侵财案件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点及公安机关在侦破此类案件中所遇到的瓶颈,在实际工作中,应加快电信立法、构建全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平台、提高远程协助办案能力、加强与金融、电信等部门的横向联系、密切国际和区域间司法互助等,以有效遏制电信诈骗侵财犯罪的蔓延。     

社会治理视域下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共治路径

随着科技技术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更新频率极快,普通网民对犯罪分子精心策划的骗局很难有效防范,网络诈骗引发危害后果愈发严重,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当创新打击治理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危害和新特征出发,汇集政府部门、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构建"多位一体"共同治理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及时预警、处置、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分析

随着金融交易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出现了犯罪分子通过网络进行新型诈骗的多种多样的网络金融诈骗犯罪。通过对这些新型诈骗犯罪形式特征的归纳,明确其特殊的犯罪形态和构成,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对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探析——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为例

犯罪重点地区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对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第一批重点整治地区——茂名市电白区的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基础上,分析当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犯罪手法迭代迅速、诈骗剧本更新频繁,犯罪集团分工明确、组织程度相对较高,本地警方高压打击、诈骗集团外流明显等特点,进而提出当地政府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四条重要经验——以打开路、方针指引,大局意识、积极协外,电信管控、阻击犯罪,釜底抽薪、控制源头。茂名市电白区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功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整治地域性犯罪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防机制探析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此类案件多为跨省市、区域作案甚至跨国作案,因其侵害面广、涉案金额大、受害人群不特定、侦查取证难度大,利用传统的侦查模式已远不能适应现代的侦查需要。牢固树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意识,积极探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新途径、新方法,践行现代刑事侦查理念,通过信息战、合成战,坚持"信息到人、信息到案、从人到案、从案到人"的多元化现代侦查模式,对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精准打击迫在眉睫。     

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防控——以新机会理论为视角

网络短视频平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新的环境，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链条延长性、犯罪数额累积性、犯罪手段隐匿性、犯罪对象广泛性等新特征。上述新特征与犯罪机会紧密相连，应借鉴新机会理论中的犯罪模式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与日常活动理论来探寻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成机制。针对网络短视频平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在减少新环境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机会的前提下，强化网络短视频平台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责任，提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体的犯罪成本与风险，营造安全规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环境。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