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对法家“法治”说质疑——评梁启超的一个观点

<正> 先秦法家管仲、慎到、申不害、尹文子、商鞅、韩非等人,只说过“唯治为法”、“以法治国”等话,并没有用过“法治”这个概念。他们有时虽然也把“法”和“治”连在一起用,但表达的只是用“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而不具有“法治”概念的涵义。首倡法家“法治”说的,是梁启超先生。后来有些学者也讲过法家是搞“法治”的,但寻根溯源,都源于梁启超先生。     

律师与法治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法治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法治国家也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与规范。本文试就律师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法治国家对律师素质的要求方面，略作阐述。一、律师与法治的关系“法治”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或经不同思想家、学者进行解释有不同的含义。亚里士多德从法治优于人治的角度，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     

诸葛式的法治

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之“近思札记·八”对“诸葛式的法治”作了阐发。先生引贺麟《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法治的类型》一文，认为《出师表》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几句话“既提出严纪律，信赏罚，兼有申韩之长，又提出要去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乃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接着又说挥泪斩马谡“更说明诸葛对行军的法令，朋友的情谊，双方顾全”。     

期待更多的“具体法治”

傅达标在2010年1月1日的《检察日报》上著文《2010：期待更多“具体法治”》说，回顾2009年的法治进程，不乏新中国成立60周年法治回顾这样的宏大叙事，也不乏回应民意、关注民生、开门立法结下的制度硕果：而更为贴近生活，更加可感观触摸的乃是一种“具体法治”、“微观法治”。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奥克肖特论法治

<正>英国学者莱斯诺夫称,在20世纪把自己的智力用于政治哲学的人中间,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最令人着迷、最有特色的思想家之一。如若从法理学的知识关注出发,在笔者看来,奥克肖特的思想魅力尤其表现为其政治哲学脉络中所蕴含的对“法治”(rule of law)概念的独特阐释。什么是法治?作为一项源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有关法治的概念论说纷呈繁杂,却无从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不过,法治乃是个人接受“法的统治”而非受命于他人的专横意志一般为人们所通晓熟悉;有学者则归纳有强调法律道德价值的“实质法治”与强调法律形式特征的“形式法治”两种对立的法治概念。奥克肖特的法治概念明显迥异于以上观点,通过对西方“法治”历史传承的一番理论反省与建构,他提出一有意义的解     

法治的前提

现代法治理论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柏拉图在早期著作《理想国》中倡导贵族政体即贤人的人治，反对民主制和法治，但在其晚年的著作《法律论》中却转向法治主义。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则明确指出：法……     

严复译《法意》之法治思想探析

严复译《法意》,彰显了其以“治”为中心的政治问题意识。通过对《法意》的政治的翻译,向我们展示了他从治道到治制再到治术的关于“治”的思想脉络;通过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及其历史成因与西方社会作为对比,说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及其根源,进而为中国走上法治的道路指明方向。重读《法意》,将对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的现代性问题产生新的启迪。     

我们应该抛弃法治和人治的提法

我们认为把先秦儒、法两家的根本分歧，简单地归结为“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是不对的，不符合他们本来的观点。有的同志为了论证“法治”与“人治”是相互对立的，特把“人治”解释为“靠掌权者个人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治理国家”，而把“法治”说成是用体现整个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法治模式与中国法治之路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法治就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法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     

将利益博弈纳入法治轨道

傅达林在2010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著文《将利益博弈纳入法治轨道》说，为了夺取两个违章加油站的经营权，两个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展开长达数年的利益争斗，导致广东常虎高速公路被迫停工两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亿多元。这一事件折射出一种“利益博弈”的非正常状态，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     

“苏联时代”法治理论的生成及其主要内容

本文把“苏联时代”的法制理论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 0世纪 5 0年代以前对革命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初步研究阶段 ;二、5 0、6 0年代对社会主义法制深入研究阶段 ,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1 .界定和讨论“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和含义 ;2 .探讨和分析法制与民主、公民权利的关系。三、80、90年代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阶段 ,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宗旨是“发展民主、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正” ,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一个旧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法治心路——试论储安平的法治观

储安平是 2 0世纪 4 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 ,他主编的《观察》杂志则是“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阵地。本文论述了储安平的宪法观、司法独立观和新闻法治观 ,透析了储安平法治观的渊源及局限 ,揭示了储安平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对中国法治社会的向往及对中国缺乏法治环境的无奈心态     

打造法治政府 建设和谐社会——法治行政、法治政府的法理思考

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以来，“建立法治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话题，一直激发人们孜孜不倦地去探寻其庐山真面目。本文试从法理学角度探讨法治行政、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要求。     

“善”在“法律”至上——也谈法治与德治

2003年1月5日《财经》第1期封面文章是吴敬琏、江平、张卓元谈《法治中国》。江先生说,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有法律并不一定有法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建立在什么样的宪法基础之上,而宪法必须符合公认的真理。”还说,法律的制定要符合公正程序,要有公众参与,透明而且给人民以稳定的预期,“经过以上考验的法律才是善法”。“善”的概念显然属于道德的范畴。我们不禁想起1990年代初法律界关于“法制”与“法治”概念的划分。“法制”是名词,“法治”是动词。通过这个划分,我们发现并深信,“法治国家”是目标,“依法治国”是手段,实现美好的…     

浅析法治与德治——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本文有感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有关内容.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治,其中对法治的历史、法治的内涵及特征、法治的缺陷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为德治,对德治的历史、以德治国的原因以及以德治国的缺陷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要性.     

区域刑事法治的确立与展开 评《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正最近,苏永生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书中对刑事法治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区域刑事法治化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法治的历史考察,作者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区域性是刑事法治的基本样态。刑事法治的区域性要么通过明确划分不同法域表现出来(如美国、德国),要么通过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刑事立法权表现出来(如英国、日本)。通     

中国法治道路初探(上)

<正>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最能让法学家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但是,无论怎样,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仍显薄弱,法治国家问题的理论研究还需要完成一个从理想到科学、从价值到现实、从“法治之梦”到“法治之路”的飞跃过程。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