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错与违法性关系辨析

在侵权责任的理论和实践中,过错和违法性的关系颇具争议,主观过错说和客观违法说可以很好地解决和处理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从而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过错是一个主观的因素,对其进行认定和评判时考虑的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违法性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可以通过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直接给出明确的判定。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违法性可以作为过错的判断标准,当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被告有过错时,违法性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当过错不足以作为侵权责任构成的要件时,违法性是被告承担责任的主要基础。因此,过错和违法性二者相互依赖,却又不可相互吸收和替代。     

作为过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非法性与过错——我国过错侵权责任制度应当采取的规则

非法性同过错的区分原则仅仅是少数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现象,大多数国家的侵权法认为过错同非法行为是内涵和外延等同的概念;过错实际上是一种注意义务的违反行为,是一种非法行为;将非法行为看作过错之外的独立构成要件既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也违反了民法所贯彻的法典内在平衡的公共政策,还违反了当代侵权法的发展潮流;废除主观过错理论,确立客观过错理论是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坚持的重要原则。     

过错客观化背景下的“蛋壳脑袋规则”

一直以来,"蛋壳脑袋规则"在解决特殊体质侵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过错客观化的发展,使得这一规则产生了松动的迹象。根据过错客观化理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标准对侵害人苛以注意义务,包括理性人标准、危险性标准和预防成本标准。而当受害人更具预防效率时,其注意义务随之上升。同时,受害人仍受客观过错的调整,若受害人违反"非固有意义上的过错"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受害人过错的适用应在符合宪法人格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侵权法过错判断新论

当代侵权法理论过分强调侵权法填补损害的功能,忽视了对故意与过失侵权心理的关注。侵权法过错的判断应当充分借鉴心理学的相关成果,修订主观性判断标准,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侵权心理。这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更是科学确立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有效预防侵权行为发生,科学确立法制宣传策略,构建和谐民事法律关系的要求。     

过错在现代侵权法上的重新定位

传统的过错心理状态说与实践中过错标准的客观化不相匹配。过错以自由意志为哲学基础,履行行为自由与道德评价的功能。过错的加害人本位破坏了当事人双方的平衡,背离了侵权责任损害补偿的基本功能。过错的本质是行为偏差,其决定者应当是社会共同体而不是法官。应当重新定位过错的地位,改变"无过错,无责任"的做法,缩小过错的适用范围,建立起平等对待的多元、多重的侵权责任归责体系规则。     

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与过错——一种关系论的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和过错分别属于客观与主观的范畴,是截然对立的两个要件。实际上,这两个要件都是法官解释法律的产物,存在着相互交叉与重叠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因果关系的认定就是对过错的考察,而在认定过错时也要考虑因果关系,二者不能分开,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就是其例证。因此,将过错作为界定因果关系的手段将会使民事归责更加公正合理。     

违法性与过错的判断标准辨析

违法性可以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而独立存在。应当容忍违法性判断中注意义务和过错判断中注意义务的重合，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使受害人得到更好的救济，在社会中公平地分配损失。在行为人直接侵害绝对权利的情况下，违法性的判断适用结果不法说，即权利的侵害直接征引不法性，此后依据注意义务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而对于不作为侵权和间接侵权，要依据行为不法说来判断其违法性。     

过错的边缘化:误读还是趋势--侵权行为过错要件新论

审判实务中的"过错",其真实意思是"错误",实质上是指存在违法性.传统过错理论边缘化的现象说明对过错概念的理解存在"误读".过错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从主观过错到客观过错,再到过错概念本身边缘化的趋势.应当以过错(违法性)概念为核心,围绕审判实务,重新构建侵权行为法的理论体系.     

论过错推定原则在行政不作为归责中的适用——以“过错客观化”理论为介入点

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以及违法原则等归责原则皆存在某些"先天不足",无法作为行政不作为的归责原则。法国公务过错原则、德国公职义务标准、英美混合过错原则在处理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方面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客观化,以适应怠政现象违法认定和责任负担的司法适用需要。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确立过错推定原则来指导行政不作为的归责适用。     

违反规制性规范对侵权过错判定之影响

现代社会已经逐步告别“风车磨坊式”的简单社会形态，逐渐进入到了风险管制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大量规范主体行为标准的规制性规范得以确立。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既然大量规制性规范中包含了主体之行为标准，那么对该规范的违反是否当然的构成侵权法上的过错？违反规制性规范对侵权过错之判定究竟将产生何种意义上的影响？文章循此进路，通过探寻规制性规范与侵权过错判定间的关联与区隔，认为违反规制性规范并不必然征引侵权法上的过错。其尚须法官的个案裁量。     

共同混合过错新探

共同混合过错新探林维共同混合过错是指二人以上行为人，其中有犯罪故意的行为人通过他人的过失行为实施某种犯罪的情形。由于若干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相互作用、联系，其主观心理互不一致，包括犯罪故意与主观过失，因而称其为共同混合过错。共同混合过错同间接实行犯（间接...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研究

对直接提供作品行为和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加以区分,是确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规则的必要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可分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两个基本类型,分别对应民事责任体系中的直接侵权责任和间接侵权责任.在间接责任的认定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认定尤为复杂和关键.应以注意义务的违反作为主观过错认定的基本前提,同时以“通知与删除规则”和“红旗标准”作为豁免和例外规则,能够为司法实践者提供较为公允和客观的侵权行为主观要件认定的标准和操作指引.     

市场管理者商标间接侵权之过错认定

市场管理者商标间接侵权主观过错的认定,不能采取美国式的单一标准,而应该进行类型化分析。类型化的基础在于区分不同的市场营销模式,类型化的方法在于区分不同性质的收益。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严格责任与推定原则问题探讨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中对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客观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笔者主张严格责任原则不足取法,但应当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主观过错.同时,在排除有罪推定的前提下,适用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以使污染环境的犯罪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惩治,但也要进行严格限制适用.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过错与因果关系论略

同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体系中的过错与因果关系,因功能之耦合,在侵权责任认定中难免会被交叉运用。应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内涵入手,来考察过错与因果关系的功能耦合及过错对因果关系认定的影响,并对二者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相结合的路径进行认真地思考。     

医疗侵权案件过错之证明

《侵权责任法》第58条涉及到对医疗过错认定标准的理解与过错医疗行为的证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难以在同一规则框架中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第58条针对的两类问题。但是却颠倒了第57条与第58条的关系，将“违法、违规”作为认定医疗过错的标准，没有为医疗机构留下必要的论辩空间，将一个本应主要通过诉讼法解决的问题做实体化处理，造成了新的混乱。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规范角度梳理医疗侵权纠纷过错证明的思路，对医疗过错的认定标准应坚持第57条的规定，将“违法、违规”作为证明过错的证据，而非认定过错的标准。针对患者的举证困难，需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法律推定和证明妨害规范解决。     

论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主体为被害人、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过错行为、过错行为与犯罪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等;实践中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可分为罪错行为、重大过错和一般过错行为。被害人过错的程度不同,其刑法意义也不相同;借鉴国外立法,应将被害人过错行为酌定情节法定化。     

论不当得利受益人的过错——新视角下许霆案和梁丽案民刑之辨的关键

不当得利受益人主观过错对返还不当得利的利益范围有影响,但不影响不当得利之债的成立。备受争议的许霆案和梁丽案被错误定性为犯罪,根源在于他们认为不当得利受益人主观有过错时不能成立不当得利,进而将受益人有过错的不当得利与侵权相混淆,并最终将受益人行为定性为犯罪。     

审查义务:在线服务商主观过错之轴心——立法与判例的启示

现有立法在OSP主观过错的问题上相互矛盾的规定不能给案件的解决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尽管京高法发[2010]166号与《征求意见稿》相继仿照DMCA确立"免除在线服务商审查义务"之条款,但学界缺乏对审查义务进行科学、系统的考量,造成立法论与解释论上对OSP是否承担过失侵权责任争论不休。以比较法视角分析中美两国的立法与判例,以法解释方法阐释审查义务的历史源流,有益于对OSP侵权问题的认知。在我国过错责任的框架下,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并无二致。"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应归入"应知"的范畴。     

论虚假陈述董事责任的过错认定——兼《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若干规定》评析

过错推定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董事责任追究的归责原则,也是我国立法基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和受害人损失补偿作出的必然和合理的选择。过错推定原则之下,董事享有反证抗辩的权利。判断董事过错的基本标准是董事的注意义务或善管义务,因特定信息披露行为注意义务举证的困难,整体履职的勤勉尽责成为判断董事过错的重要标准或替换根据。法院对董事虚假陈述的过错认定,不应止步于法定的过错推定,也不应对董事的反证举证设定过高标准,应确立以司法审理为中心、对各种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判断的裁判思路和方法。新发布的《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若干规定》对董事过错的认定因素和根据、对董事过错抗辩的四个常见理由如何采信以及董事过错排除的几种情形所做规定,是董事过错认定最具操作性的裁判规范,也是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重要突破和创新,同时,对这些裁判规范需要给予理性的解读、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