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在完成快速推进后,进入了调整完善阶段。但问责制的理论研究滞后,对问责制的理解陷入误区,主要表现为:把问责制的效应仅仅理解为一种惩戒机制,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制,把问责制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把问责制看成是对具体过失的惩罚。深化对问责制本质内涵的解读,破解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就在于:突破"官本位"文化的桎梏,理顺党政关系,超越体制的困境,跟进立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异体问责功能。     

提高政府回应力必须完善和强化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回应力关系密切,当前政府对公众诉求回应性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制不完善、问责力度不够则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回应力的重要途径,具体地说,要解决好如下问题:改变(逐步)权力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实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实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民的参与权.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设研究

责任政府的构建与政府执行力的建设紧密相关.一方面,政府执行力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理念指导.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执行力的建设存在着权责分配、绩效评估、责任监督及行政问责等主要问题,应从优化政府职能分配,凸出政府执行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彰显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完善责任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的整体效能；健全行政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等四个方面探索当前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现实路径.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尚需加强问责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的迫切需要。当前，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还面临不少问题，如服务意识淡薄、责任观念不强、服务效率偏低、政务信息公开不够、形式主义严重以及未能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等。导致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重在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     

责任政府:以公共责任为本位

责任政府作为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其根本特征是政府以公共责任为本位的逻辑安排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政府组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逻辑。责任政府的组织建设从责任开始，根据政府履责的需要决定政府权力的配置，以责任勘定政府权力的约束边界，按照履责的需要建构组织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因此，责任政府的建立实现了政府与公民两者关系向民主政治的回归。政府的三项基本组织活动——决策、执行与监督适度分离，有利于政府高效地履责，也有利于对政府进行有效的问责。责任政府应该实现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分置与协调，同时建立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立与制约体系。政府问责制作为责任政府得以实现的关键机制，在于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度，通过领导责任追究制度，使各级领导真正成为各级政府履责的核心力量，推动责任政府建设，因此，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又在于政府问责制的确立。     

美国政府问责体系的结构功能及其经验借鉴

政府问责制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宪政体制的产物,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为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合理行使权力,美国形成了完善的政府问责体系。相比而言,我国政府问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略显薄弱。健全中国的政府问责体系,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健全问责制、形成专职机构监督和保证问责制的实行、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的问责功能、积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的均衡发展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治理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必须是能力政府,这意味着政府要拥有强大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承担起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自身事务的管理职责。能力政府的建设必须辅以法治和问责制,目的是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膨胀,保障公民权力,维护公平正义。为此要厉行法治,抛却人治,建立并完善问责制,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三者要均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行政问责视域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研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关系紧密。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力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力度不够、问责制不健全则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健全和加强行政问责制是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要解决好如下问题:变革权力过度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推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推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维护人民的参与权。     

论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

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必然要求权责一致.在现代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必然要建立责任政府,对人民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信任

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非常重要,政府声誉和政府能力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揭示政府声誉和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者以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和志愿者为抽样对象,以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为背景,通过对政府声誉、政府能力与信任之间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析了政府声誉、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声誉、政府能力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能力比政府声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能否树立良好的声誉、培养较高的能力对政府部门获得非政府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影响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信任的因素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特征、制度特征等;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扩展,更全面地考察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形成机制.     

政府再造与政府能力之提升

政府再造对政府而言是一场革命,其实质与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政府能力;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政府能力已是一国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就我国政府目前的状况而言,可通过创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政府组织机构的重塑,合理的分权和权力下放,改革公共服务的提供体制,建立和推广电子政务,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强干的公务员队伍等途径来提升政府的能力。并建立健全提升政府能力的常效机制,在政府改革的动态进程中长期持续,与时俱进。     

电子政务与政府流程再造——兼谈新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的广泛应用的结果,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为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潜力,降低信息化的投资风险,在实施电子政务过程中进行政府流程再造是必然的选择。结合企业信息化的经验,论述了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进行政府流程再造的必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电子政务应用层次对政府流程再造的不同要求。但是,随着电子政务应用层次的提高,也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对电子政务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了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电子政务的借鉴意义和存在的障碍。     

有限政府:民主政府的时代内涵

民主政府的实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由于人民对政府的授权是有限的,因而,政府就必然是有限政府。鉴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市场经济形式下的政府也只能为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政府介入社会和市场的程度在无限政府和无为政府之间,其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上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试析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决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通过渐进式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架构已逐步确立。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竞争 ,竞争性的市场必然导致利益的多元化 ,而且各级政府已成为众多利益主体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上级政府在决策中 ,随时随地都会感受到下级政府影响的存在和那种灼热的力量 ,即下级政府已在事实上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上级政府的决策。政治生活的现实要求理论工作者对此进行探讨 ,以规范下级政府影响上级政府的途径与方式。本文拟从规范下级政府影响上级政府决策的方式的角度探索行…     

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趋向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趋向,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从优先经济单一目标向优先社会整体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     

Better Government

The decline in future trend economic growth coupled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demands of an ageing population mean the public sector will need to deliver better for less. This will require a smarter bureaucracy using the latest behavioural advances and using wellbeing as a measure of success. Spending will need to be directed more to prevention rather than cure. Radical tax and benefit reform is needed to make work pay and offset the rise in inequality. Decision making could be improved by attracting more diverse, experienced people into politics by, for example, more use of open primaries,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independent candidates and better training. Ministers could be set proper objectives and have constructive appraisals. A proposed Office of Taxpayer Responsibility could screen policies to avoid the worst ones, backed by no evidence, from being introduced as it is very hard to abolish bad policies.     

论宪政约束下的电子政府模式

随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府正在成为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本文认为,电子政府建设使信息控制权成为影响宪政结构的权力因素,同时对公民也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影响了公民权利平等;要使电子政府服务于宪政,服从于宪政对国家权力的安排和公民平等的基本原则,就需要对信息控制权进行宪政规划,对政府的边界进行改造,这在我国电子政府建设初期,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