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的“拒执罪”——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鲜见追究的原因及对策

在法院‘执行难”的社会现状下，‘椎执罪”的适用率仍然居低，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本文从“拒执罪”的罪状表述、诉讼程序以及思想意识等角度阐述了这种怪状的存在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走出“拒执罪”追究难困境，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完善拒执罪的法律思考

实践中对拒执行为的追诉率极低，严重损害了拒执罪的威慑力，放任、加剧了更多的被执行人或者协助执行义务人的拒执行为。完善拒执罪的犯罪构成、简化该罪的追诉程序，由法院直接将事实材料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公诉程序将更有效率且不违反程序公正。     

对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的一点看法

执行难问题,原因固然复杂,但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追诉乏力甚至形同虚设不无关系。因此,进一步完善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加大对拒执罪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实乃解决执行难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一、原因:拒执罪立案何其难     

拒执罪的相关完善措施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的一种刑罚。拒执罪立足于解决"执行难"的社会问题,以维护司法权威和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为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拒执罪在我国当前的适用率比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在设立该罪时存在些许立法和司法上的缺陷,理论观点和司法实践也存在不融洽状态。笔者就拒执罪的相关完善措施提出一点自己的观点意见。     

隐匿行踪逃避执行行为入罪的法理探析

“有能力执行”是认定行为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前提条件。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为逃避执行义务而隐匿行踪、下落不明，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此类案件数量庞大，且大多无法查明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是造成“执行难”更为突出的原因之一。本文结合社会危害性理论、犯罪客体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公法理论，对被执行人隐匿行踪逃避执行行为入罪的相关法理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明确被执行人住址、行踪等基本信息报告义务，规定被执行人为逃避执行而隐匿行踪情节严重的构成拒执罪，明确公安机关协助执行调查义务，强化公、检、法机关办理拒执罪案件的监督制约等方面的立法建议。     

浅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成立条件

当前,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判决“执行难”,不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直接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这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工作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被执行人无视法津的尊严,有执行能力而无故拒不执行。《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规定为人民法院保证判决、裁定的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在实践中,以沈阳市为例,去年两级法院审结后未能执行的案件有1737件,而以拒执罪迫究拒不执行的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仅有1件。人们对“以暴力、威胁方法”是否为拒不执行判决罪(以下简称拒执罪)成立的条件存在分歧,影响了法律的运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拒执罪成立的条件进行研究探讨。笔者认为,“以暴力、威胁方法”不是拒执罪成立     

拒执罪“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探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一-H三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对拒执罪的处罚分为两个刑罚量度,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应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规定,但缺乏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相关规范,没有充分发挥对司法实践的指引作用。因此,有必要从行为方式和结果损害程度、行为的时间跨度及次数。     

打击“拒执”公正执法赢民心

日照开发区人民法院集中打击"拒执罪"专项活动成效初显2014年11月20日,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集区检察院、公安分局联席会议,出台了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违法犯罪行为的会议纪要,形成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监督制约的工作机制。截至今年1月19日,该院共出警78次,拘留11人,限制出境1人,对4人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共执结标的额347万元,震慑了"老赖",维护了法律尊严。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

文章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立法渊源、刑法修改的理论纷争入手，比较深刻地分析了该罪的构成，以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证研究

“执行难”长期困扰着法院，已成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重要障碍。“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尊严”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正是我国为解决执行难而设置的刑罚措施，是所有执行措施中最严厉、适用效果最显著的措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它却极少被使用。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又该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使拒执行为无处遁形、罚当其罪，从而有效地捍卫司法的权威性和有力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对拒执罪司法适用实证调查为基础，展开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拒执罪的构成要件、追诉程序及其立法完善

拒执罪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对该罪的追究,毫无疑问成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制度得以较好贯彻落实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带有惩罚性的法律保障措施。因此,对该罪的追究是否准确、及时,对全社会形成义务人自觉履行人     

伊春空难机长齐全军的罪与罚

执飞伊春空难航班的齐全军,成为中国首位被以重大飞行事故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飞行员。空难曾经沸沸扬扬的伊春空难机长案,终于有了下文——2014年12月19日,机长齐全军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成为中国首位因犯有重大飞行事故罪被判刑的飞行员。这在国际航空史上也颇为罕见。     

不能摒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性——与冯英菊同志商榷

《人民检察》１９９８年第８期刊载了冯英菊同志的“试论寻衅滋事致人重伤、死亡的定罪问题”一文，该文从对寻衅滋事罪法条渊源及与之同时从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聚众斗殴罪法条进行分析比较入手，从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出发，提出：寻衅滋事罪不能包容重伤、死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追诉程序探讨

司法实践中几乎每个基层法院都会遇到当事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本文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的现行规定入手,论述了当前拒执罪追诉程序中存在的启动难、标准难以确定以及法院地位尴尬等问题,最后提出应以强制执行权理论为指导,引入和启动自诉补救程序,提高《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执行力,使绝大部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受到刑事评价。     

浅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效果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运用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该罪无论从罪名的设立，还是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都争议不断，特别是立法的社会效果更受人们关注。在此笔者就该罪在适用过程中的立法效果作一简要分析，以期对该罪的修正提供一些合理意见。     

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由投毒罪修正而来，其修正的原因在于，采用投放有害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手段和犯罪工具多样，仅以投毒罪的罪名尚难概括，故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取而代之。本文结合判例分析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异同，并从法理上阐述法条竞合的概念及处理方法等。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旁善措茄．     

抗税罪行为性质新议

本文从分析刑法中危害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入手，结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否定了抗税罪乃不作为犯的传统观点，提出将作为划分为纯正作为与不纯正作为。抗税罪的行为性质属不纯正作为，抗税罪仍是作为犯，是不纯正的作为犯。     

执法犯法法难容──宁夏公安厅刑侦处原处长鲍焕明违法犯罪案纪实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５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国徽高悬，威严肃穆。 一名四十出头，微胖圆脸，中等个头，身穿浅色夹克的男子，神情沮丧地站在被告席上。他就是曾任于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处长、自治区禁毒办公室副主任的鲍焕明。 审判长当庭宣判：“被告人鲍焕明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鲍焕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８月１６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书，驳回上诉，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反思与理性回归

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入刑＂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该罪的关注和讨论就没有停歇过,特别是在该罪的立法正当性、客观行为的实质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上见仁见智。这些理论争鸣固然深化了对该罪的法理分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司法者的视线,影响了该罪的实践效果。因此,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出发,检视和追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显现或潜在的问题,从法理角度上廓清和厘定该罪应当秉承的理念,以期为该罪的立法完善寻求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