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令状制度研究

我国司法令状制度存在令状适用范围狭窄和缺乏救济途径两大缺陷.我国应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建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检察令状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检察救济制度,以实现对侦查权的监控.     

侦查悖论探析

悖论有严格与泛化之区别,按照此种区分侦查中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侦查程序与保障人权、侦查的强制性与任意侦查等属于泛化的悖论。鉴于悖论的可消解性,在侦查过程中应当严守正当程序原则,争取以最小的权利侵害实现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将侦查区分为令状侦查、无令状侦查和令状例外侦查,以实现悖论消解,使得侦查发展的道路更加明朗。     

意大利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之特色

1988年意大利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之后的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了侦查机关采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遵循适合性、必要性、相称性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了严格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意大利这一改革动向对优化我国的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秘密侦查的法规范建构——职务犯罪视野的思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与手段提出了新要求,秘密侦查因能够有效瓦解犯罪人之间基于囚徒困境而订立的攻守同盟,因而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扩大秘密侦查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将其适用于所有职务犯罪案件,而且立案之前可以用秘密侦查发现犯罪线索,在立案之后可以用秘密侦查收集犯罪证据。同时,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应该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论搜查的理由及证据要求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法治国家对搜查采取严格的司法令状主义进行司法控制,并建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警察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剥夺,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警察搜查的权力源于维护公共安全、警察自我防卫、获得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针对警察搜查不同的权力源,在证据要求上也应当不同。     

占有之诉制度的历史嬗变及其启示

占有之诉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的令状程序,后为英国法所继承,并发展为英美财产法上的占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则通过法典化继受罗马法,以请求权为基础确立对占有的保护。在对民事实体法进行改造的同时,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对占有的保护制度,将占有之诉纳入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最终对其设置单独的案件审理程序;同时,立法上明确规定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的竞合关系。     

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侦查讯问合理化探析——以司法正当程序为视域

正当程序,可分为立法上正当程序与司法上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就是司法上正当程序问题。虽然我国新旧刑事诉讼法都对正当讯问程序作了合理构建,但实证分析表明,讯问过程中司法正当程序仍未实现。立法正当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司法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不当性有其体制根源、心理根源与证据根源。因而,欲实现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需从其根源上着手构建新的考核体制,建立心理防范措施以及进一步降低口供证明力,以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真正实现司法上的正当程序。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和运作 一．令状主义与非法证据的排除。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规定，警察在执行一项逮捕、搜查和扣押前，必须获得法官签发的许可令状，这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令状主义。令状一般是警察执行逮捕、搜查、扣押等的合法依据。对于通过非法逮捕、搜查、扣押等手段获得的证据，     

构建我国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我国在侦查领域没有实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侦查人员也缺乏司法审查的观念,现行侦查立法中的诸多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背离司法审查原则的现象,直接导致了侦查中的违法行为.分析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原则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考察司法审查原则的起源及其意义,构建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和司法制度改革所必然的.     

正当程序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表明,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并承认依法获得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但我国技术侦查立法高度的原则性、粗略性和授权性,技术性、精细化、可控制性不强。基于此,应结合技术侦查司法有效性,从正当程序的视角,审视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理性样态,以期在法治化的界域内,使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实现有效性,还要体现程序的正当性。     

强制采样侦查权的分类与比较

强制采样侦查权是一柄双刃剑,细分类型,区别对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根据权力来源划分为侦查机关自主决定的强制采样权和根据法官令状的强制采样权;根据强制力的表现方式划分为直接性强制权和间接性强制权;根据侵犯隐私权的程度划分为隐私性强制采样权和非隐性强制采样权;根据采样对象划分为对被指控者的强制采样权和对被指控以外的人的强制采样权。我国的强制采样侦查权可以由侦查机关自主享有,没有必要引进由法院审查的所谓司法审查机制。     

论我国附带搜查制度的建构

附带搜查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搜查制度令状主义原则的一个重要例外,为现代刑事诉讼所普遍确认。我国在建立附带搜查制度时,应借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规定,合理架构搜查制度体系,明确其启动的前提条件、时间限制、实质要件和范围限制,以弥补立法缺陷,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     

大数据侦查带来的法律思考

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将大数据应用到侦查已是司法常态。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大数据侦查认识不清,易导致大数据侦查的滥用。可将大数据侦查划分为传统侦查和事前侦查,并在法律上对其区别对待。通过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大数据侦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被害人起诉权制约公诉权制度考察与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救济制度",反映了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本质的理性反思和对被害人私权利保护的彰显.但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技术上的缺陷,致使"自诉救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弊端.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障和对侦查、起诉权的监督制约,在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被害人民事原告人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侦查、起诉的构造,引入司法审查机制,赋予被害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并规定其必要的义务.     

我国侦查结构的重新建构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结构的重新建构应遵循科学的理念、思路和原则 ,从引入中立裁判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扩大受托律师的参案范围、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强制处分措施和建立保释制度、警检一体化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取消、司法体制的改革和人们司法理念的转变等方面建构新型模式。     

缓刑制度中恢复性司法机制的构建

缓刑是一种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运作过程中均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缓刑制度中恢复性司法机制的缺失严重地制约了缓刑制度的应有功能的发挥。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取向具有趋同性,可以考虑在现行缓刑制度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机制,以期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侦查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有关刑事实体处理的刑事政策,也是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但也有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相符合的地方。为了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完善强制措施中的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终结的处理上引入和解制度,扩大侦查机关可撤销案件的范围。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     

视频监控图像侦查之我见

视频监控图像侦查作为一种崭新的侦查方式,具有资源丰富,简洁高效,可互联性、直接证据性等特点。实现视频监控图像侦查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基础条件——视频监控设备,技术条件——视频监控图像处理技术,必备条件——专业图像侦查队伍,保障条件——视频监控图像侦查工作机制。现阶段视频监控图像侦查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视频监控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二是视频监控图像侦查应用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