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府际关系的协调：和谐社会构建视角

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整体创造活力、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以及有效化解区域治理过程产生的矛盾，必须协调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协调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必须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促进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府际竞争与合作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前城市群政府存在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通过从行政区体制、地方利益、考核机制等方面探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市群府际治理模式，并从价值理念、法律法规、组织机制、社会资本和协调体系等方面来构建城市群建设的府际治理模式。为实现城市群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走向府际和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进路。     

区域府际契约执行中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分析——以珠三角一体化为例

在区域契约行政中,府际契约的实际执行比府际契约的签订更为重要。地方政府作为府际契约的重要执行主体,其不同的决策偏好将直接影响到府际契约的执行绩效。根据府际合作的收益大小和实现收益的难易程度,府际契约执行中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可细分为积极响应型、随波逐流型、好强恶弱型和被动迎合型四种类型。对珠三角地方政府在府际合作与府际契约执行中的各种决策偏好的案例分析表明:近年来珠三角一体化中契约行政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为此应设立府际契约执行的绩效评估机制和追踪落实机制。     

董事会制: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初步设想

府际合作组织形式的松散化和低制度化成为制约地方政府进行深层次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地方政府的权力让渡而成立的区域协调董事会制度不仅能够使得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稳定化,而且还能够参与某些区域内公共问题的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深层次合作。     

长江三角洲地区横向府际关系——从法律视角提出的要求

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府际关系多靠政策调整,且随意性大。应当将府际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使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该地区当前府际关系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试从法律的角度对横向府际间关系提出新的要求。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共危机跨域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府际合作已成为化解公共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制度性集体行动风险的存在使得府际合作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合作关系难以达成、合作治理效果不佳。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府际合作的现状和困境,并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以摆脱合作困境的考量,提出搭建府际关系高效协调机制、引入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优化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监督保障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中美政府合作的研究现状分析及启示

府际关系是现代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化的发展趋势,府际关系变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行政改革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加强政府合作（府际关系中的一种）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也是当前行政科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分析了中美政府合作的研究状况,尝试着通过分析,在我国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能够为加强各级政府合作提供一些参考。     

斜向府际关系——多元市县合作的基点

中国当前市县关系呈现严格等级区分,县级以下地域的资源常被城市低价甚至无偿享用,拉大了城乡差距,无益于国家总体平衡目标的实现。从斜向府际关系角度分析,在于尊重地方行政主体的自治权力,力求破解市县等级制难题,将县(县级市)从隶属于地级市的现状中解脱出来,规避科层制论资排辈和以大压小的困境;斜向府际关系把市县关系定位于斜向、平等、网络型交流,搭建多元市县、省市、省县等地方政府平等沟通的平台。配套工程是宪法明确定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通过地方自治立法规范各级政府行为,适度授权县级政府,回归市制人口聚居本位,这是大陆府际关系协调与城市化轨道不容回避之路。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边界拓展的行动与逻辑——以 都经济区“1+7”到“8+3”为例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求完善和拓展区域合作发展机制,领域的升级和边界的扩大,是区域合作拓展的重要体现。其中,地方政府之间区域合作边界的拓展对推动实现区域一体化、深入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边界拓展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对合作伙伴的理性选择,基于获取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两个动因选择合作行为。合作边界的存在,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提供了边界内合作和边界外合作两种合作途径。地方政府选择合作伙伴的主动性强弱与边界内外合作的不同组合产生了不同的合作边界拓展状态。地方政府根据个体动机的改变和外在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组合中进行调整,以改善地方政府的合作绩效。2011—2017年成都经济区295项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地方政府边界拓展的主要趋势是从边界内合作演变为边界外合作、从被动合作演变为主动合作、从单中心合作演变为多中心合作。目前该经济区呈现出"纽带选择"的边界拓展状态。为提升合作绩效、实现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偏好结构,激发合作主动性,改变合作途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京津冀雾霾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污染气体排放不断增多,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跨地域治理难度加大,区域合作成为必然选择,而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成为解决雾霾问题的关键。目前,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机制仍面临着参与主体单一、各组成部分首要目标不一致、合作机制水平低、地方政府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完善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机制。在领导机构上,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环保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在组织构成上,设立办公室、专家咨询组两个日常机构;在组织运行上,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京津冀利益协调机制、区域协作长效机制、合作成效保障机制,以推动京津冀的府际合作。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分析

大气污染的传输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既需要三地政府的合作,也需要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现有的合作机制,存在行政等级化特征突出、发展水平悬殊等问题,致使京津冀合作基础薄弱、合作效果较差。2013年中央政府强力介入后,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防治效果总体上大为改观,但仍存在横向府际合作不足、协调性欠佳和非政府部门主动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污的理论框架,从制度、组织、管理三个维度入手,才能解决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问题。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美国的实践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启示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是调整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两大重要法案,它们在现实中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构成了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基础。中美两国同为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变迁的历史可以对我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提供借鉴意义。要构建复合制衡机制、完善程序法治保障、探索分权式单一制体制、创造政府间良好竞争氛围、纵向权力划分兼顾财权与事权以及破解"职责同构"并推进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运行差异化,从而实现纵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与良性发展。     

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与区域政府间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个案追踪

区域政府间合作"关系"制度化的关键是确定合作的条件和机制。借鉴西方政府间合作模型,开发中国情境的概念框架成为题中之意。行政性分权、发展型地方主义和干部晋升锦标赛体制不利于政府间合作,棘手问题和相互依赖改变了这一制度环境。政治驱动、府际契约或承诺塑造了约束机制;组织协调、目标考核和收益共享则构建了激励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嵌套下个体层次、治理层次和制度层次的互动塑造了区域政府间合作过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故事"显示该框架的有效性和独特性变量。     

非对等府际合作何以生成：“双边嵌入式网络”——以成渝科技协议为例

当前,地方政府在面对公共事务治理的跨域性、外部性特征时,难以继续向传统属地管理模式求解。这对府际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形成了以双边、多边协议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对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影响分析,能够对府际合作中伙伴选择、网络结构和形式等微观行动机理进行解释。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区科技创新协议案例的考察,发现“成都—重庆”的非对等行政级别府际间合作的生成,离不开更高级别的省级政府层面协调和其他相关城市参与的多边协调,这揭示了行政级别不对等府际间合作的复杂逻辑。面对行政等级与外部环境变量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随之变化,基于“量力而行”、成本与风险管理、强强联手、协调带动的复杂过程,实现了节点组团与合作拓展的“团—团”链接。在此基础上“,双边嵌入式网络”促进了这种非对等府际合作的生成。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合作基础研究

在当代中国,区域政府间合作成为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重要手段。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间合作有多种基础:基于行政职责形成合作关系;基于法律形成合作关系;基于契约建立合作关系;基于相互信任形成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间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府际协作是地方政府解决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是区域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目前已经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因素是府际协作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机制的形成在自主性程度上的差别也是两种因素的作用结果。随着府际信任程度的累计与变化,两种机制在府际协作关系建立、巩固和升级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比重。2007-2016年间四川省各城市324条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府际协作正式性程度受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演变趋势。目前该区域逐渐从协作关系巩固阶段进入升级阶段,协作机制从正式演变为非正式。为进一步完善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根据城市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协作的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选择适当的协作机制。     

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纵向府际关系协调探析

纵向府际关系协调是顺应治理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其运行逻辑应遵循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纵向府际关系协调机制选择受跨区域合作性质、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间差异化程度、政治权力分散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具体治理工具则包含战略规划方式、项目评估审核方式、法律法规规章方式、制度介入刺激方式、联席会议方式、政治动员方式等。在上述因素基础上,应当根据跨区域环境治理合作的不同类型有针对性地探讨纵向权力介入的时机、程度、方式,以实现与横向府际关系协调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跨区域环境治理合作绩效,打造绿色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