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的刑法规制进路:政策—法益—构成要件

堕胎罪的出罪与入罪问题应当遵循政策—法益—构成要件解释的进路。堕胎是一个具有浓厚刑事政策性质的问题,与一国的人口政策、宗教习俗紧密相连。刑事立法应当与社会期许相呼应,否则会造成罪名形同虚设,清末与民国对堕胎罪的移植就是印证。在堕胎罪的法益考量上,各国理论要么立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要么着眼于母体甚至父母权利的保护,但这必须是立足于一国的立法现状确定的,例如将胎儿性致死伤的"作用说"照搬到我国,就会产生较大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堕胎罪法益应当着重于母体生命、身体、安全的保护。同时,根据社会政策,自己堕胎的行为也可以通过非法行医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教唆犯定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认定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本罪 是选择性罪名,可分解为拐卖妇女罪与拐卖儿童罪。关于本罪的法益,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议。第 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法益是被拐卖者的自由。但这种 观点不能说明拐卖婴儿的行为也构成拐卖儿童罪。第二 种观点认为,本罪的法益是监护人对被拐卖者的监护 权,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保护关系。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 拐卖正常成年人的情况。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的法益 原则上是被拐卖者的自由。     

“入户盗窃”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较大的改动，“入户盗窃”就是其中一种新增的行为类型，这使得原有法益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法益保护角度对“入户盗窃”中的“户”进行定性，并对这种新的入罪行为进行分析及确定“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论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危险作业罪”,是我国刑法保护呈现出评价前置化、保护时间提前化倾向的标志之一。其中,认定“现实危险”成为本罪适用的关键。在规范角度,应当将现实危险界定为具体的、故意的危险;在实践角度,根据现实危险的程度可以将本罪的行为分为危险阙如型、结果轻微型与结果迫近型。进一步而言,对于“结果迫近”需要进行客观化认定,也就是采取法律的视角、事后评价的标准,根据行为方式、未发生实际损害的原因将行为进行分类,从而划分罪与非罪的界线。同时,充分考虑非罪认定后的行刑衔接问题,保证“现实危险”在作为入罪要件的同时,也作为出罪要件发挥作用,推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共同发力。     

基于家庭成员间受扶养权三维度下的遗弃罪法益研究

对遗弃罪法益的不同理解及诠释，关涉着该罪的定罪量刑，也决定着该罪的立法走向。本文拟从遗弃罪法定刑的设置根据、所处的体系性位置及对“扶养义务”刑法解释三个维度进行探究。一是从法定刑设置进行考察，遗弃罪之所以设定如此轻缓的法定刑．源自其社会危害性较低；二是从体系性位置进行考察。在民法学及刑法学双重视野下，家庭成员间受扶养权归属于广义人身权利的范畴；三是对“扶养“刑法解释进行考察，以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规则为基点开展论述。并综合运用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的方法，最终得出遗弃罪法益应为家庭成员受扶养权的结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确证——兼及复合法益说之提倡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确证，理论界存在个人法益观与超个人法益观两条对立路径。超个人法益观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为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存在抵牾，本罪法益应当在个人法益观的视域下予以探讨。复合法益说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要保护法益，将公共信息安全作为衍生法益，在必要时，对信息自决权予以适当限制。只有通过复合法益说的指引，才能真正为本罪争讼问题提供合理答案，正确划定本罪的犯罪圈。     

实际恶意下网络言论之刑法界限——基于“网课爆破”事件的分析

分散主体的语言攻击在开放性的互联网场域中聚合,异化为足以侵害法益的语言暴力。由于网络言论自由之刑法界限模糊,损害结果的责任主体难以定位,传统罪名在诸如“网课爆破”事件上存在虚置风险,其根基是主观入罪条件的瑕疵以及法益的过度抽象化。对此,应当以“实际恶意”补强主观入罪条件,视个体法益为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弥合社会危害性与需罚性之间的间隙。同时,应厘清组织者、参与者及中间服务商(ISP)的地位,合理分配三方刑事责任,于各个环节全面遏止网络语言暴力犯罪。     

法教义学视阈下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规范适用

环境监管失职罪是同环境犯罪紧密关联的渎职类犯罪,本罪的法益不单是“人的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还应当包括环境法益。本罪在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性表述方面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不利于本罪在实践中的合理适用,应当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解释本罪构成要件要素应有的涵义,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应当基于客观归责理论,借助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手段,合理认定因果关系。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因此,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人员对环境损害结果存在间接故意的,不应当以此罪论。从实践看,被监管人（第三人）对环境损害结果的发生更多表现为故意。本罪在适用过程中,还应注意竞合问题,在刑法没有作特别规定的前提下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英雄·异化·文学: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及其流变

塑造英雄可以说是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一部西方文学史其实是一部抒写英雄心灵的历史,从英雄形象的第一个原型“半神”在古希腊文学中诞生,英雄母题就一直支配并主宰着西方文学的人物塑造:从中世纪的骑士英雄,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英雄；从17世纪的古典主义英雄,到18世纪的启蒙英雄；无论是19世纪的拜伦式英雄、撒旦式英雄,还是20世纪的海明威式英雄,甚至是的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反英雄”,他们都可以看作是古希腊的“半神式英雄”母题在不同时代的“变体”.正是这些英雄形象汇成了西方文学多姿多彩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