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罪适用范围研究

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遗弃罪从原来的"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调整至现在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但是其法条内容并没有改动,这就引起了学界对于遗弃罪适用范围的争论。基于遗弃罪的司法实践现状,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必要对遗弃罪的适用范围进行刑法解释学的探讨。遗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其犯罪对象与犯罪主体不应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遗弃罪的义务来源也不应仅限于婚姻法上规定的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     

遗弃罪何去何从浅析

自从遗弃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由1979年刑法典中侵犯婚姻家庭罪一章纳入到新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后,诸多学者重新对遗弃罪进行了诠释。从这些扩张诠释中能看到移植德日刑法理论的痕迹,但我国的遗弃罪是否具备了扩张解释的必备条件?本文以中日刑法典的立法规定为切入点对这些扩张诠释的理由进行商榷,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网络视域下猥亵类犯罪保护法益的重释

目前,网络猥亵行为后果严重却缺乏合适罪名规制,司法机关只能通过猥亵概念的扩张乃至类推解释将其入罪。传统法益观点无法为网络猥亵的界定提供帮助,也缺乏说理功能,因而需要对猥亵犯罪的法益进行重新解释。猥亵犯罪的法益应界定为个人法益中的性维持权,性自由是违法阻却事由而不是本罪保护法益。性维持权以法益主体的人身为核心,不涉及法益主体人身控制行为。单方发送性淫秽信息、偷窥、偷拍等行为不符合猥亵行为定义,属于类推解释。虚拟性侵中不存在法益主体,没有刑法意义。VR性侵破坏了他人的性维持状态,属于猥亵行为。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网络隔空猥亵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司法判断

我国刑法业已形成以年龄为阶梯的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但对于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部分网络隔空猥亵案件不仅在危害性的定量层面存在罪与非罪的不同意见,入罪处理后此罪与彼罪的定性也存在争议。司法裁断不仅应当注意猥亵行为与治安违法的“性滋扰”法益侵害性质的差异,还要符合相关刑事政策要义。对此,法教义学要求对现有罪名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可能的三条解释路径中,强制猥亵罪的解释路径可行且正当。     

论涉疫犯罪行为的刑法应对及基本立场选择

对于突发传染病期间的涉疫犯罪行为,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兼顾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积极谨慎地适用刑法。对待疫情期间出台的司法解释,应当结合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对其中界定模糊的部分予以明确化、确定化。对于涉疫犯罪行为,应当结合行为主体、侵害的法益等不同而做类型化梳理与解释,同时注重各罪的具体适用。疫情结束后,为避免刑法万能论,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最后保障机能,在明确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继续运用违法犯罪二元机制为刑法的介入设置合理边界,并从客观主义向度探寻社会风险的刑法应对机制。     

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纯粹法益保护论的不足——以刑法伦理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法定刑的立法在司法实践层面缺乏支撑，纯粹法益保护理论不能为此次修法中不改变罪状便大幅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为弥补理论不足，刑事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还应当考虑到刑法伦理。刑法伦理是凝结在法律中的大众法感情，其要求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注意到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而形成不同的立法态度、罪状描述模式等；要求司法者在进行司法活动特别是裁判活动时注意刑法伦理性与刑罚伦理性，保证罪刑相适应。     

袭警罪的法教义学再审视——以“暴力”相关问题的解释切入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新设袭警罪，开启了暴力袭警单独成罪的刑法规制模式。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对袭警罪进行再审视，以法益侵害为基础，厘清袭警罪的保护法益进而明确将袭警罪划为具体危险犯以实现解释和实践层面的周延。袭警罪中的“暴力”的解读应坚持狭义暴力说。“暴力”的程度判断标准围绕具体危险的创造，不以达到轻微伤以上的后果为入罪标准，也不排除对重伤、死亡后果的评价，“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的程度则以至少可能造成重伤为标准。     

见危不救现象入罪可能性检视——基于中日遗弃罪的比较

对比中日遗弃罪的规定,探求在我国现有刑法语境下如何规制"见危不救"现象,并分析和检视见危不救入罪路径的可能性。借鉴日本立法模式,需要解决义务来源和遗弃罪内涵重构问题。针对见危不救入罪路径可能性,提出见危不救成立,需满足危险状态具有现实的侵害性与紧迫性、危险状态的解除对行为人具有排他性的依赖关系、行为人须有能力实施救助行为且不损害自己的较大利益、行为人不履行救助义务发生了严重后果;并检视见危不救入罪路径可能性,提出见危不救入刑违反刑法的谦抑性、见危不救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相关立法例不能说明见危不救入刑的必要性、既存困惑影响见危不救入刑等观点。     

罪刑均衡视角下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研究

酒后交通肇事行为往往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这一做法能够实现量刑上的均衡,但是忽略了定罪的准确性,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导致法官放弃了对定罪准确的追求,转而追求量刑上的准确。我国刑法应适当地对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体系进行重构,纳入其他危险驾驶肇事行为,并且提高法定刑设置。     

对幼女性法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幼女的性法益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在保护幼女性法益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希望通过分析幼女性法益的特征、幼女性法益的法律保护标准来检讨中国法律对幼女性法益的保护状况,探讨在废除嫖宿幼女罪以完善幼女性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管理秩序维护的最佳方案。     

资金掮客犯罪的若干思考

资金掮客大肆套取、低息套取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再进行高利转贷,主要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套取信贷资金赚取利差,二是吸纳民间资金赚取利差,三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赚取利差.对此,提出若干刑事对策:一是修订完善《放贷人条例》,以附属刑法形式明确“高利放贷罪”概念和构成要件；二是制定《刑法修正案》,以刑法典形式明确“高利放贷罪”罪状及法定刑；三是制定出台司法解释,先行运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打击“高利放贷”行为.     

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研究

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主要存在所有权说、占有说、修正说.所有权说认为财产罪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此说对于违禁品、违法财物等作为犯罪对象时不能很好解释;占有权说不能很好解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修正说是相比较为合理的,但是过于繁琐很难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刑法上的占有包括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在非法占有下,所有者以及其他本权的占有者恢复权利,不发生侵犯财产法益的问题;未经法定程序没收的财产利益也应该是财产罪保护的法益.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为中心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严重污染环境"代替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结果性要件,由此导致了污染环境罪规制范围"口袋化"、解释标准"抽象化"以及犯罪边界"模糊化"等司法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定位不清与功能缺位。虽然生态法益论和人类法益论均尝试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提供解释方案,力图勾勒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但是两个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此相比,主张对生态法益和人类法益实行双重保护的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论,既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又与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相一致,还与污染环境罪的前置条件相协调,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说。未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应当摆脱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旧思维的影响,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重释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合理划定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厘清污染环境罪与相关犯罪的刑法边界。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法益分析

刑法上的法益是指其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实质上即是刑法上的法益。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对于依法严厉惩罚组织者的犯罪活动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目前对该罪保护的法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司法实践当中导致了适用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保护法益进行探讨。     

论刑法中的减轻处罚与司法适用限度

刑法中的减轻处罚，既包括“可以型”，也包含“应当型”。然而，如何解释与适用减轻处罚的幅度，尽管刑法有明文规定，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存在极大分歧与争议，带来司法适用中的个案不公平。对于刑法作出的只能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即只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形式化地理解与适用。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作类型化分析，并受体系解释与当然解释的逻辑制约。当刑法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减轻处罚原则上只降低一格；当刑法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或者“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免除处罚”时，对于减轻处罚的司法适用，就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限制；刑法有关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也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约束，最低减轻处罚的幅度完全可以降至罚金刑的适用，即使刑法分则中并没有此刑种的规定。刑法分则的罪刑配置，原则上是针对单个人单独实施某一行为且达至既遂状态而设置的。因此，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减轻处罚，只针对作为实行犯、实行犯的主犯或者教唆犯的主犯而言，且原则上只具有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时适用。对于从犯、胁从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应当适用、也不需要适用“...     

追诉时效期限制度与法定刑设置协调研究

我国刑法设置的法定刑幅度跨度大，呈现出多样性及相互之间差距大的特点；而追诉时效期限制度根据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只确立了4个档次且刑法并未设立单位犯罪主体的追诉时效，两者的设置极不协调，这给追诉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细化罪名的法定刑幅度，保持各罪名法定刑幅度的相对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追诉时效期限制度。     

再论我国财产犯罪保护法益——以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理解与适用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积极规制“涉黑涉恶”的非法讨债行为,是将“软暴力”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又一例证,有利于完善刑法规制体系,消减“以刑制罪”的实务倾向。同时,该罪的刑法体系定位再次阐明我国刑法中的财产犯罪是以“法律—经济财产说”为理论基础,占有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而是一种隐性构成要件要素,唯有法秩序所承认的经济利益才可能成为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原则上,民法不予保护的债务刑法亦不予保护,以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与内在平衡。     

“入户盗窃”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较大的改动，“入户盗窃”就是其中一种新增的行为类型，这使得原有法益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法益保护角度对“入户盗窃”中的“户”进行定性，并对这种新的入罪行为进行分析及确定“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