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污点证人

刑事诉讼中运用污点证人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 ,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 ,通过污点证人获得追诉和定罪的关键证据 ,得以及时惩处犯罪 ;另一方面 ,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 ,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我国大陆地区应迅速构建污点证人制度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同时通过适当的程序设计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豁免权。     

谈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能作证,是一种特殊证人。污点证人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本身有犯罪污点;但可以转而为国家公诉机关担任控方证人,来换取其刑罚的豁免。该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人、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使用,以适应我国司法现实的需要。从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司法利益的互换。域外的立法实践证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土壤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域外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具体的设计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针对特定的对象,在严格的条件下实施;适用程序为检察机关具有发动权,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及最终的决定权;适用类型为罪行豁免,但不适用享有拒证特权的污点证人;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国还应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之创设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很有必要。应当创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适应我国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选择合适的豁免模式,并从适用范围、实施程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创设。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体系完整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豁免方式在打击贪腐犯罪和保障人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引入和移植该制度时,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立功制度的比较考察——兼论构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域外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我国的立功制度虽然在打击犯罪、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刑事司法效益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理论基础、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同时较之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现有的立功制度在获取打击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略逊一筹。为解决取证难,尤其是获取证明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的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新刑诉法呼唤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试论污点证人制度的合理构建

污点证人制度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处置措施,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污点证人制度,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可以通过污点证人获得追诉和定罪的关键证据,从而及时惩处犯罪;另一方面,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也能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污点证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但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必然会更多地涉及这一领域。     

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与域外污点证人制度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解释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上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使一些人认为行贿人便是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污点证人,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便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因为对于行贿人与污点证人的关系认识不清,本文通过结合域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来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     

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特点及其保护对策

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证人不敢作证或不愿意作证是一个令执法机构最为棘手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文章归纳这一类证人区别于其他刑事犯罪证人的一些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一些保护这类证人的措施: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案;设立“证人豁免”措施;专门机构对证人提供保护;使用实时网线作证;扩大证人保护范围;尊重拒绝作证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一个例外 ,一般体现于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公务特权和反对被迫自证其罪而享有的免证特权。我国在立法上应确立律师与被告人和直系亲属间的免证特权 ,对于因涉及国家机密而享有免证特权的人员范围不宜过宽 ,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公共安全时应禁止刑事免证特权。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证人拒绝作证 ,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 ,已成为多年来困扰刑事司法审判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 ,对控辩式诉讼架构有很大影响 ,它使直接言词原则无法得以完整的建立。排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证人的证言笔录的法律效力 ;赋予询问通知书和出庭通知书以强制效力 ;规定拒绝出庭作证是一种妨害刑事诉讼秩序的违法行为 ,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制定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 ,是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建的设想。     

浅议我国当前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制度

本文从目前我国见证人制度的现状和弊端入手,通过对当前立法和实践的差距、侦查中责任与义务的履行等问题的剖析,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相关责任人自身原因的解析,提出通过完善见证人制度立法、转变侦查机关的管理理念、建立奖惩机制和改善硬件条件等意见建议,以期为我国现场勘查中见证人制度的改革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于刑事警察出庭作证可行性的研究

刑事警察出庭作证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例。我国刑事警察出庭作证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刑事警察属于负有作证义务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刑事警察出庭作证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回避内容。刑事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仍然应当是证人或者鉴定人;刑事警察出庭作证的作证内容涉及问题广泛;刑事警察出庭作证还应当转变观念、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信心对目击证人辨认的影响机制研究

从证人心理的角度对证人辨认有效性进行研究。影响人们对证人辨认结果采用的关键因素是证人对辨认结果的自信程度。证人辨认主持人、证人辨认程序、证人自身的状况会影响证人辨认的自信心。建议从建立规范的证人辨认现场、选择合适的辨认主持人、严格证人辨认程序等几个方面,完善证人辨认机制。     

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

证人保护在我国法律实践和法律条文中基本是空白的，从而导致直接言词原则长期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意识并体现了这一点，新增了涉及证人出庭和证人保护方面的内容，但是与全面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还有一定的差距。以此次刑诉法修改为契机，立足于当前我国的国情，从证人保护的主体、证人保护的对象以及证人保护的程序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