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构建

激励政策是推进科技扶贫开发的有效保障。目前,我国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还较为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扶贫开发的推进,准确分析、科学设置、建立健全科技扶贫开发激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推动农村减贫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及扶贫理论体系。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立足中国国情与贫困实际,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丰富了中国扶贫思想体系,为扶贫开发战略政策制定、实践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为扶贫开发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为全球减贫知识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乌蒙山区连片扶贫开发为抓手全力开创山区扶贫工作新局面

沐川县以乌蒙山连片扶贫开发项目为抓手,结合省市发展重点,坚持以“竹乡山居”改造、产业扶贫造血等“七大工程”为重点,扎实抓好项目规划、资源整合、资金管理、责任落实和招商引资“五大保障”,着力探索符合山区实际的扶贫开发新模式、新路子.     

走向精准脱贫的一种尝试——基于云南昭通马楠苗族彝族乡扶贫工作的研究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西南地区调研时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基于昭通市马楠乡实际调查,分析本地区扶贫开发曾经使用过的方法,从效果入手,针对贫困原因,研究提出乌蒙山片区中最为贫困的马楠乡脱贫路径,无疑有助于整个片区精准扶贫开发实践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困难和优势

扶贫历来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更好推动我国的扶贫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我国扶贫工作的困难和优势。     

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推进扶贫开发

中共云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围绕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的大局，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新时期搞好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定位，更增强了扶贫工作服务大局、围绕主线、推进主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性。云南省2006年扶贫开发，共投入扶贫资金31．3亿元，取得了五个重点突破、三项新进展、两方面进一步加强的显著成效。一是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扶贫、安居工程、边境民族地区扶贫等五项工作取得了重点突破。     

合力推动全省扶贫开发不断取得新成效

2012年以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了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印发了《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年多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扶贫措施，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全面启动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迪庆藏区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十大工程”，2012年共投入省以上财政扶贫专项资金42．11亿元，减少农村扶贫对象21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65元，实际增长16．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实现了扶贫开发工作的良好开局。     

完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思考

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党的十七大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扶贫开发的战略部署,大幅提升了扶贫开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突出了扶贫开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的定位.     

新时期宁德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探讨

新时期宁德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探索与取得的显著扶贫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值得认真总结学习。研究与探讨宁德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经验,不仅在全省具有典型示范效应,而且对全国具有可复制和样板意义。     

以乌蒙山连片扶贫开发为抓手 全力开创山区扶贫工作新局面——以乐山市沐川县为例

近十年沐川县扶贫开发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受交通区位、发展基础、思想理念等方面的制约,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扶贫攻坚任重道远。推进沐川县扶贫开发工作,应科学调整规划,合理整合项目,有效使用资金,创新扶贫方式,深化农村改革,健全服务体系,加强督查考核。     

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

解决贫困问题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取得反贫困的最大效果,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发展环境,确立正确的反贫困战略,找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西部生态脆弱与地区扶贫政策调整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研究有关西部生态脆弱地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西部生态脆弱地带与贫困地区之间存在高相关性。缓解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振兴教育,调整扶贫政策,平衡贫困人口数量与资源供给能力。     

清代社会救济制度初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社会救济制度具有如下特点：贫困不构成道德问题，它基本上不受谴责，甚至有德性的贫人还是令人尊敬的；官方救济缺乏法制化基础，不重视救济的经济功能，与农业社会结构相适应。民间机构救济内容的多层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管理方式有一定的近代性；民间救济机构对接受者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要求，主要发挥教化乡里、改善民风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家族保障的封闭性和狭隘性，救济范围小，再分配功能弱。     

路径、策略与制度优势--新中国减贫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必须重新认识并充分肯定。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救助制度和扶贫举措,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相应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前30年的社会贫困,并为后40年农村地区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后,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以救助式扶贫开始,逐渐过渡到精准扶贫,绝对贫困人口从期初的7亿多人(国际标准)减至目前的1600多万人,脱贫人口总量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3%。新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与自身的制度优势密不可分。后小康社会,应全面总结新中国70年的治贫成就和经验教训,对标国际扶贫标准,重点关注最脆弱人群(包括城市贫困人群),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西部欠发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成功实践——陕西省实施板块推进、连片开发式扶贫战略调查

西部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陕西省联系省情实际,认真落实中央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部门支农资金为基础,以县级整合扶贫资源为关键,创造性地实施了整合资源、板块推进、连片开发式扶贫战略,为新阶段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和协调推进,创出了一条新路子。     

贫困与法治的关系探析

贫困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概念;法治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它仍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历经着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化过程。法治有利于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发展和智识水平的提高,因此有助于消除贫困。贫困社会里存在着有助于法治的积极因素,贫穷的国家能够实行与其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法治。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精准扶贫对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推动——以川西藏区M市28个村为观察样本

“内源动力”是摆脱贫困的内因,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是精准脱贫的决定因素,精准扶贫方略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激发贫困区及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而推进实施的。川西藏区M市的精准扶贫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地区内生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仍然存在着对村庄自主性和村民自主性的挤压。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从人才、产业、村庄共同体以及村民主体性等方面探索该地区能够迈向内生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和条件,激发村庄和村民内生发展的动力,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湘西州旅游扶贫探析

湘西州是一个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神奇的山水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把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湘西州应实施旅游扶贫战略,发挥政策优势、联动优势和整体效益优势,尽快使贫困及低收入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     

信息分化与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

信息分化是指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它与公民的权利贫困相关,它往往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状况,各级政府要给予高度重视,应该加大“信息扶贫”的力度,让弱势群体回归主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