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新定位

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场景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分别受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的型塑,但少有文献探讨上述三种不同逻辑融合如何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功能发挥。文章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坚持以会员逻辑为基础核心,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价值主导,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社会格局、优化共同富裕治理体系。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以债生财”还是“因债致贫”？——家庭住房债务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脱贫的长效机制应考虑到未来贫困风险问题，即应关注贫困脆弱性。随着住房债务在家庭债务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显现，住房债务或将影响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负有住房债务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显著低于无住房债务的家庭，且以住房债务资产比度量的住房债务压力能够缓解贫困脆弱性。但这种缓解作用并非是持续的，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当住房债务资产比低于137.5%时，住房债务主要表现出净“财富效应”，存在“以债生财”的可能；在此之后，“房奴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刺激“因债致贫”现象的发生。当然，家庭特征不同也会使这种影响产生差异。为减缓相对贫困，可进一步提高住房信贷效率、发挥住房信贷效能。     

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

互联网法院作为网络思维、网络技术与现代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是以“网上案件网上审”为审理思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网络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在线化，构筑前置化调解、ODR、诉讼等多层级、多元化的解决网络纠纷的专门性审判机关。互联网法院作为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试验田”，其演进历程与法院信息化建设息息相关，从1995年的萌芽至今，互联网法院演进逻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95年)、探索期(1996—2011年)、快速形成期(2012—2018年)、实践期(2019至今)。从语义与实证分析可窥见，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网络纠纷、便利民众以及探索网络治理新模式，旨在建立高效、便捷、专业、低成本的网络纠纷化解机构，从而推动网络纠纷的专业化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生成图景、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反贫困斗争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尊重规律、文化滋养、模式创新的原理逻辑，党的领导、伦理指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以及增进人民福祉、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逻辑，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生成奠定了基础。历经制度革新萌芽、制度建设探索、体制改革深化、规模扶贫开发和精准体系优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的基本框架最终得以确立。着眼于“后扶贫时代”的复杂环境与现实形势，新阶段贫困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返贫防控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序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才能优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创新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内涵、价值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集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使命的思想资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起点是消除贫困，经过百年探索，形成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和内涵，构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分配体系，超越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动态的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基于自身实践的现代化概念和理论框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分配体系是 以党的领导为力量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组成，开辟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三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是精准扶贫实践下的思想结晶，其理论价值是创立了“穷人经济学”，在指导国际社会脱贫致富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正确理解与把握这一重要论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中意义重大。     

按共同治理原则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在单一委托—代理框架内强调股东主权以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兴起 ,尤其是 2 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恶意收购浪潮和反收购立法运动 ,人们对传统公司治理的经济学逻辑产生怀疑 ,共同治理原则开始孕育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按照共同治理原则 ,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关键是在扬弃股东至上原则的基础上确认共同治理主体 ,建立有效的共同治理机制。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部分,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云南省N县集山区、边远、民族、贫困于一体,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作为山区县,其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探索极具代表性,对于全国组织开展巩固产业扶贫成果对接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研究综述

自2015年全面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扶贫以来,“第一书记”是活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在加强基层组织、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精准脱贫、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建立“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事关贫困地区脱贫目标的精准实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最终完成。因此,全面分析并掌握驻村“第一书记”的概念和相关政策,从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主体角度和制度角度梳理学界有关“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的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就未来研究角度进行展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