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

“以人为本”外交理念的提出是外交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也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在实践中表现在保护我国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增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上，也表现在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方面。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和谐意蕴与现实启迪

和谐世界理论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拓展外交空间、维护国家利益与探索“共建和谐世界”契合点的外交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和谐意蕴的外交思想。和谐理念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建国后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所蕴含的和谐意蕴对新形势下我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战略思想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迪。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四大历史变革阶段。一是建国初期 ( 1 949年到 1 95 0年代末 )的“一边倒”战略 ;二是 2 0世纪 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 ;三是 2 0世纪 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 ;四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这种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充分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必然是适应时代变迁需要的产物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形成了一系列工作新思路:外交工作应保障“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顺应“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基于此,中国外交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通过吸取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精华丰富中国外交内涵,并将中国外交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尤其大屠杀）等因素，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美国信条”界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美国信条”相合，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

中国元首外交是中国特色“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元首外交在数量上渐显活跃、在形式上渐显多样、在内容和性质上渐具实质性意义。国内领导体制的变革对中国元首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领导体制的转型,使中国国家主席成为集执政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于一身的真正的“国家元首”。国内政治的“外溢作用”强化了国家主席的权力地位,拓展了元首外交的实践空间,进而使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成为可能。     

从和合文化探析中国多边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展了与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的思想源自于传统的和合文化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和为贵”、“兼相爱”、“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特点都映射在中国多边外交思想中，从传统中分析出中国多边外交思想的共生性、平等性、多样性、自主性，并以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多边外交思想是对和合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格局的一种创新。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晚清外交中的尚争思想及其实践

晚清外交除了屈膝求和、丧权辱国这一主场景之外,还存在一些坚持军事或外交斗争并收回相关权益的案例,即尚争外交。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主流是尚和、中庸,尚争外交风格主要是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尚争精神并不必然能保证外交的胜利,其成功取决于国际环境与形势、敌我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效力等要件。据此对晚清外交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理解晚清外交的复杂性,拓宽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视野,也有利于为当前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