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供、适度利诱与坦白从宽

我国法律禁止诱供,但适度利诱是侦讯谋略不可或缺的内容.区分诱供与适度利诱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和运用坦白从宽政策.坦白从宽政策在司法实践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法律依据的缺失和侦查讯问机关职权限制,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坦白从宽政策的贯彻落实,使侦查讯问人员在讯问活动中把握更多主动权.     

试论侦查谋略

侦查谋略是关于侦查活动斗争方式与方法的思维体系,其产生和存在的机制是侦查主体和侦查对象的对抗性、对抗态势的间接性和共生性、侦查主体施谋受法律制约性.侦查谋略的实施需要明确施谋目的、确定施谋焦点、拟定施谋方案以及对施谋过程控制与谋略调整.侦查谋略是运用侦查措施的灵魂,它的研究与发展,对不断丰富与发展侦查学的理论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强化侦查工作,指导实际斗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警察信用——对我国目前警察信用状况的探讨

诚实信用是社会道德的基石。警察活动中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利诱 ,有限制地使用带有欺骗性要素的侦查谋略。但警察行为具有一种社会示范作用 ,若侦查谋略使用不当 ,可能损害公民仅利 ,损害社会善良风俗 ,而且也会损害刑事司法效益甚至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因此 ,警察信用原则应该在警察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     

侦查公开的程序效益衡平论纲

在法治时代,侦查公开已成为世界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潮流。侦查公开是相对于侦查秘密而言的侦查程序性原则,具有对象限定性、内容特定性和范围扩展性等特征。侦查公开能产生一系列的程序效益,如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刑事预警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推进侦查程序的民主化等等;但它会带有一定的负效益:影响犯罪嫌疑人声誉、不利诉讼顺利进行,不利于实现诉讼经济。这就需要在公开与秘密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传媒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进行衡平。拟通过一系列的侦查程序制度的完善,以实现侦查公开的程序效益衡平的诸项目标。     

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我国正在经历“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的司法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法律意见,但并未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的权利。从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律师阅卷权法理基础等方面考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通过公安电子卷宗制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严格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等配套措施,避免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能够确保律师更为充分地了解案情,进而提供更为有效的辩护,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大数据侦查带来的法律思考

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将大数据应用到侦查已是司法常态。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大数据侦查认识不清,易导致大数据侦查的滥用。可将大数据侦查划分为传统侦查和事前侦查,并在法律上对其区别对待。通过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大数据侦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台湾地区侦查不公开原则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的侦查不公开原则经2012年修改后进一步得到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侦查不公开的内涵为侦查程序和内容的不公开,目的主要是维护追诉权利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或人身安全;界限主要是判断有无正当的侦查公开的原因以及是否会妨碍侦查不公开的目的以及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的法律后果。上述这些方面,对我国大陆侦查中的保守秘密原则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侦查环节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涉及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多个诉讼环节,侦查环节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的认罪认罚对于整体证据链的形成同样重要。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简化了证明程序,减轻了证明负担,但不能降低对证据的证明标准。着眼于节约司法资源的程序分流改革目标,侦查环节同样是程序分流的重要环节。值班律师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值班律师不是辩护律师,不应具有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     

“媒体侦查”的法律属性与功能

媒体运用自身的"侦查"力量引导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既是媒体的社会义务,也是公开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应有之义。针对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设置存在的疏漏,实有必要规定媒体的调查取证与采访行为,避免其与侦查机关并行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充分发挥"媒体侦查"的功能。     

论侦查秘密性原则与侦查公开措施

侦查秘密性是侦查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侦查公开 ,即由大众对侦查机关日常的侦查活动进行常规性的各种监督措施 ,不具有可行性。侦查秘密性原则与增强侦查活动的透明度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有效制约侦查权力、监督侦查活动的正确途径是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     

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理论界习惯于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借以认定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种"两分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缺陷。在对国外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立法和实务中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审查法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的标准。     

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侦查讯问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侦查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侦查讯问工作正面临着由封闭走向开放、侦查讯问权力将受到严格制约、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将得到法律的保障、非法获取的口供将被排除、讯问的难度将越来越大等严峻挑战。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应当转变执法观念,强化法治意识,强化侦查手段的综合运用,强化侦讯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强化心理策略方法在讯问中的运用,努力提高侦查讯问谋略水平和能力,充分发挥讯问的功能和作用,积极应对新的挑战。     

论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民法中的帝王法则,在刑事侦查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如维护刑事司法公信力、规范侦查主体行为、促进诉讼民主、保证刑事司法公正等。刑事侦查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侦查主体在取证中对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都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大众、知情人、其它侦查机关都要讲究诚实信用。但刑事侦查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应有例外,体现在诱惑侦查、审讯中的欺骗、秘密性侦查手段、侦查谋略等方面。     

侦查机关撤案权研究——以审判中心为视角

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有效行使能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撤案权在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法律规定宽泛、权力行使不到位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中,为了更好地兼顾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效率,应该转变对撤案权的认识,完善撤案权的法律规定,保障撤案程序的公开与参与,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尝试通过撤案决定审查备案制度加强对侦查机关行使撤案权的监督。     

论禁诉令在我国区际私法的适用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区际平行诉讼作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主要类推适用国际民事诉讼规则。禁诉令因有侵犯别国司法主权的嫌疑而在国际社会上饱受争议,但只要通过法律明确禁诉令的适用标准和范围,在司法主权具有统一性的区际私法领域可以尝试引入禁诉令制度以协调区际法院的管辖权冲突。     

利用通信信息痕迹的侦查方法

通信信息痕迹包括静态信息痕迹和动态信息痕迹 ,具有时限性、指向性、保密性、复杂性等特性。对寻呼机、程控电话、IC卡电话、移动电话的信息痕迹需采取相应的提取和利用方式。利用通信信息痕迹的侦查工作蕴涵着公开和秘密的手段 ,为侦查谋略的实施运用提供广泛空间     

论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性质与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行政权,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监督制度应当基于特殊行政权的定位来建构和完善。司法审查侦查是一种趋势,但目前制度兑现仍然存在若干困境,未来应当在逐步试行司法审查侦查制度的同时,从微观层面强化检察监督。鉴于侦查权的特殊性,侦查信息只能有限公开,据此应当强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监督权,淡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权。     

侦查程序法律制度的现实改造及侦查机关的应对之策

目前侦查程序法律制度存在的最大弊端是侦查机关权力过大与犯罪嫌疑人权利弱小以及司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等方面的不足。未来侦查法律将对此作出调整，为此侦查机关应该早做准备，以适应现代侦查法制的需要。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技术侦查的确立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影响——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技术侦查措施,是立法者诉讼理念的转变,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有利于技术侦查规范化和法治化,对于刑事诉讼能够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作用,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囿于现阶段立法的不健全不完善,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亦将难施拳脚。文章将在对技术侦查措施对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利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功利主义的合理观点,从取证手段横向比较与"保护"和"侵犯"纵向权衡两方面,分析当前技术侦查措施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