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诱惑侦查的若干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对重大复杂案件侦破难题的解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从侧面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以及在由其所导致的诸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诱惑侦查相关措施的完善问题等方面,亟需进一步的立法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侦查程序的价值设计与改革探索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进程。通过对侦查程序进行客观的目标定位,分析当前侦查程序中存在的不可忽视的缺陷,从实践出发,探索相应的改革途径,以期促进我国侦查程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论侦查阶段引入辩护人制度后的取证工作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与国际法治接轨的重要体现。但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完全实现这一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仍然面临着一定的诉讼障碍。清除这些障碍,需要端正刑事诉讼目的、"物化"言词证据材料、落实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和完善技术侦查措施使用制度。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毒品犯罪案件中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研究

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程序法的高度完善了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合法化,兼顾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该文在总结毒品犯罪案件特点、重新界定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的基础上,对公安边防部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侦办毒品犯罪案件的优势进行了阐述,以期更好的指导实践。当然,《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如何更好地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     

德国侦查程序之新发展及其启示

德国侦查程序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发生了变迁与整合之趋势:侦查程序渐次取代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而且侦查程序的发展方向又受到超国性、跨国性法整合的直接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在实践中体现的是"侦查中心主义"的特征,这是与现代刑事法治原则相违背的。学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应变"侦查中心主义"为"审判中心主义",但这又与比较法的走向产生了明显的背离。我国应紧扣刑事诉讼结构重心转移的时代背景,借鉴德国因应侦审结构转移的各种举措,完善刑事侦查程序。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技术侦查措施中的证据使用问题

技术侦查措施对于打击犯罪有着其他侦查行为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可以大大减少侦查过程中的繁琐环节。但是由于其本身司法透明度不高,容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如何看待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以及该证据应如何使用,是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把好的关卡。     

实现技术侦查与人权保障平衡之路径探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技术侦查措施法定化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因此,必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地点,细化其使用范围,对其使用实行监督,将其审批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完善对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行为的制裁,建立当事人救济程序,赋予其救济权利。     

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在现代刑事司法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兼顾的背景下,在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与程序意识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在我国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正义的渴求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如何让我国的侦查讯问走向"法治化"是一项必须且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一种内在规律,程序法中法律规则立法之细致严密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重要条件。但是,规则之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侦查讯问法治化的实现不仅需要规则之治,也亟需具备其他相关条件。     

刑事诉讼法原则：概念演进和辨析

刑事诉讼法原则概念的产生是一个经由原则、法律原则直至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历史演进过程。而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原则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原则及其他阶段性原则,它应当是指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或参与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全球金融危机视阈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演进

全球金融危机的强烈危害性、综合性、规律性分别同现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理念、运作结构、具体制定存在差异。而全球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推动了刑罚的宽缓化、凸显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刑法治理中之重要性,并加速了刑法治理的技术化。通过对立法理念、运作结构、具体制定三方面路径依赖进行调整,该政策便能充分发挥出刑法的社会调控矫正机能。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社会学法学理论与刑事侦查的契合(上)——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学法学,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专门化力量,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求法律的实际效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然状态,与当代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实践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的现实情况,从法律运作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时明了法律技术概念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刑事侦查的引荐意义。     

社会学法学理论与刑事侦查的契合（下）①--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学法学,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专门化力量,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求法律的实际效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然状态,与当代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实践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的现实情况,从法律运作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时明了法律技术概念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刑事侦查的引荐意义。     

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是犯罪恶习的延续,严重破坏了监所正常秩序,必须依法惩处。但目前,对服刑人员监所内再犯罪的处理面临着具体法律规范缺乏、狱内侦查措施缺少法律支撑、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服刑人员中特殊群体再犯罪的处置缺少规范等诸多问题。为此,亟需完善监所内再犯罪案件处理的相关立法,明确狱内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依法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针对特殊群体再犯罪问题的特别规定,从而实现依法治监,确保监所安全。     

论偷逃税案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刑法与税法的协调与制约

税法和刑法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了规定,二者既有制约,又有连接。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它是逃税罪的法定入罪标准;在程序上,税务机关也将据此判断是否要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但实践中,司法机关能否将税务认定的数额直接作为逃税罪的犯罪数额存在争议,具体体现在偷逃税额是否应考虑主观方面、地方行政法规能否作为认定依据以及税收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笔者通过对同类案例以及刑法和税法的不同原则、不同证据标准的比较分析,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刑法与税法的协调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