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物权观念对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的影响

公安行政执法权具有高权性,是落实依法行政的前沿阵地。面对如火如荼的物权法时代,应灌输物权法民生观念、私权观念、平等观念和排他观念。物权观念对公安行政执法的心理、信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物权观念是公安行政执法理念的组成部分,是指导公安行政执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决定着公安行政执法行为及执法效果。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中的利益衡量

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中,价值负荷的“德性”行政人是利益衡量的出发点,法律的适用与法律解释是利益衡量的形式,价值判断是利益衡量的实质,整合法律是利益衡量的功用。当代行政执法中行政人应当积极而审慎地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追求善治。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研究——以工商行政执法为例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具有控制手段的专门性、控制目标的可测度性和控制方式的封闭性等特征。通过对工商行政执法中的以内部审批等制度化方式存在的常规性控制和以领导批示等非制度化方式存在的非常规性控制进行分类考察,认为中国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既具有满足行政执法专业性和实现行政执法控权的积极功能,同时又具有人治色彩浓、难以遏制违法行政等消极功能。     

论国家对外国船舶和飞机的海洋行政执法权

国家对外国船舶和飞机的海洋行政执法权是国际法确认或赋予的国家在不同海域进行行政管辖的权能及其权限划分。国家在不同海域享有的权益,是其行使海洋行政执法权的基础,界定了其立法、司法、执法的权限范围。海洋行政执法权的实施具有常规性维权执法的效果。我国应根据国际法赋予沿海国海洋维权的行政执法权,全面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常规性实施执法权。     

“黄岛经验”的先行价值

正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整合执法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在体制上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难题,极大提高了行政执法效能。黄岛区综合执法局结合地区特点综合了六大部门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执法权,实现了人、财、物、编的整体划转,明确了职能事项,实现了执法的权责统一,顺应     

论我国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边界

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边界是专利行政保护制度的基础理论命题,也是引发专利行政执法一系列纷争的症结所在。按照行政权所牵涉的不同利益主体,从专利行政执法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司法权以及与其他相关行政执法权三个维度,尝试性地构建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边界体系。研究表明,专利行政执法权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存在争议;行政执法权的效力受到司法权的制约也对其产生影响;通过行政协助、联合执法、综合执法以及跨部门协作可以有效地消减行政执法权限冲突。     

论我国行政执法责任的归责模式

行政执法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设计与确认是行政执法责任的核心和基础。正确理解行政执法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行政执法权行使的原则和目的,对于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行政执法责任应构建以违法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兼顾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行政不当原则等归责原则在内的多元化归责原则体系。     

崇尚民生幸福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

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本质的内在关联性。发展好民生幸福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善治理念的必要前提和最终目的,是检验善治政府行政能力的试金石,是善治政府的价值追求和现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实现最大幸福。因此,建设善治政府,发展好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国策,"为民谋福"应成为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从行政端落实良法善治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优化民生服务改革的重要举措。行政执法作为政府工作的主体,必须要实施良法善治,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现阶段,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找准行政法治建设的着力点,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从而促进行政执法规范有序。     

人身安全检查适用中的法律存疑及改善——以人体携毒案件为视角

人身安全检查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警察法》,是一项行政执法权,但在适用方法和目的、功能上却实质上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搜查.在《刑事诉讼法》设置过高搜查门槛的同时,人身安全检查却替代人身搜查成为最普遍适用、几乎没有实质性限制的违法犯罪调查以及人身危险防控的措施.重新定位整合人身安全检查行为,使之既能避免与人身搜查的重叠混乱,也使警察权中的该项行政执法权更加符合行政权的原理.取消刑事诉讼的立案程序,设置无证搜查以及对人身搜查的等级制度,然后拆分“人身安全检查”权——作为行政执法权的检查,应当止于对违法嫌疑人随身携带物品以及身份证件的查验；而对嫌疑人身体的搜索检查,则应纳入人身搜查的范畴.     

行政执法裁量权之人本精神略论

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人本精神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行政相对人权利是行政执法裁量权保障人权的具体维度，它展示为参与权、受平等对待权以及受益权等权利。民主与法治乃行政执法裁量权实现人权保障的两大法宝。民主之下的行政执法裁量权要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获取应基于人民的同意或授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运行应兼顾民众参与和民众监督；法治之下的行政执法裁量权必须遵循有人本法可依、有人本法必依以及违人本法必究。     

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以“善治”为框架推动PPP模式再造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是新时代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世界各国在追求实现善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工具。实施和发展PPP模式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善治与PPP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以善治为框架对PPP模式的主体、外部框架和内部运行进行再造,以充分发挥出PPP模式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     

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善治做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将成为治理的一种趋势。善治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发挥着具大作用,并且二者在目标及本质方面存在着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性。在善治理论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政府自身治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善治,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一项重要权利,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尚属空白。拒绝作证权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和系统论观点。在立法上确立拒绝作证权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实现民主真正价值的贡献

民主概念自衍生以来,关于“民主是什么、为了什么”“好民主”如何评定等系列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当代西方民主更是陷入了逻辑悖论与治理危机的双重困境。倡导实现民主真正价值,就是为了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之争中正本清源,通过价值诠释、效能彰显、形态塑造、话语阐释等一系列领域的革新与变革,让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以良政善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民主真正价值,在理论逻辑和实践导向上再次“复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民主与善治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关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开创了民主话语新叙事,与倡导实现民主真正价值具有内在一致性。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安排,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实现。     

行政执法的伦理维度

忽视行政执法的伦理维度 ,必然造成行政执法的道德缺失。目前 ,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道德缺失有关。现代政府应是法治化政府和伦理化政府的统合。在依法行政的同时必须切实以德治政。加强行政执法的伦理建设应以追求行政执法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为价值导向 ,以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为重点     

行政执法必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政府机关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抓好行政执法工作,正确地行使行政执法权,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努力提高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为此,务必着力解决以下问题。1.执法原则。行政执法原则贯穿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体现了行政执法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调整行政执法关系的普遍性规范。基本原则有四项:(1)法治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不允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的配置模式

朱一飞在《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采取分散化的配置模式。但此种执法权配置模式，导致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效率降低、执法力度削弱、行政资源浪费，以及行政保护的范围限缩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改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应当改革现行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配置模式，推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