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香港人权法与廉政法的冲突

析香港人权法与廉政法的冲突刘生荣一、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与现行法制制度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简称人权法案）（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于１９９１年６月８日公布实施。根据该法案导言（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的规定，该条...     

香港人权法案生效首年的回顾

香港人权法案于1990年3月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今年6月8日是该法案生效一周年,香港大学法律系高级讲师陈文敏博士特为本刊撰写了题为“香港人权法案生效首年的回顾”的论文,着重就香港人权法案是否违背“香港基本法”的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全文由前言、人权法案的内容、人权法案在立法方面的影响、人权法案在司法方面的影响、人权法案对执法机关的影响和结论共六个部分组成,本刊这期先发表该文的前面三个部分,后三个部分将在本刊下期全部发完。     

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案

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并在1997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为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提供了有研究价值的一个个案。自1991年起,透过殖民地宪法文件的修订及立法方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人权规范在香港开始具有宪法性效力,并且可为本地法院适用,作为违宪审查中审查立法及政府行为是否违宪的基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立的新宪制下,香港法院继续行使这种违宪审查权。本文概述了香港法制中国际人权法规范的适用情况,透过香港近年来的一些重大案例,阐明了公法和国际人权法在香港互动的情况。并试图在国际及全球性脉络中,探求香港个案的定位,为研究香港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和汇流建立一个概念架构。     

妇女和国际人权法

妇女和国际人权法黄列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法学院教授Ｈ·查理斯沃斯在其＂何谓妇女的国际人权＂一文中，阐释了妇女的国际人权的范畴及其含义等问题，文章关于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的关系的论述比较有特色，现简述如下：查理斯沃斯提出，为什么只是在最近人们才开始分析人权...     

试论香港跨越“九七”合约的效力

不久前,中英双方就港英政府所签订或批准的所有合约(合同、契约、协议)的有效期能否延续至1997年7月1日分别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声明,由此引起了香港股市的震荡,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一、明确跨越“九七”合约的法理依据,是判断其效力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主张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此后,除土地契约按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规定外,港英政府签订或批准的其他合同、契约、协议,凡未经中方认可者一律无效。而港英政府强调: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现行香港法律有效的契约,在不抵触基本法的     

论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法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刑法也进入复兴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十分明显,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刑罚制度设计到刑罚的执行,并努力在保护被害人与保障被告人权利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透过国际人权法推动国际刑法发展的帷幔,不难发现其背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紧张博弈：为保护人权,国际人权法引领着国际刑法试图突破国家领土的藩篱进而穿透国家主权的坚硬＂铠甲＂;国家则奋力祭起＂主权＂大旗并诉诸＂司法独立＂的坚固盾牌,抵御某些外部政治实体利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干涉其内政、侵蚀其＂司法独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关于香港回归后知识产权协调问题

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1997年7月1日以后，英国知识产权法律不再适用香港，香港如何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二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内地与香港之间知识产权法律如何协调；三是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是否适用香港、如何适用香港。无论是在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上，这些都是新问题。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内地与香港的繁荣与发展，也关系到我国能否妥善履行对国际公约承担的义务，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一、关于香港知识产权的历史沿革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香港除商标条例外，…     

港澳基本法的不同

港澳基本法尽管在指导思想，立法依据、基本结构、主要内容上大体相同，然而由于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规定以及两地在政治体制、司法制度、产业结构、文化传统上的不同，因而两部基本法又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政治体制的不同港英政府与澳门现行的葡澳政府，尽管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体制，但在表现形式和动作方式上却有较大的差异。香港总督是英国政府派驻香港的行政长官，他作为英王对香港行使统治权的代表和象征，实际上由英国政府决定而形式上由英王任命，并在名义上对英王而实质上对英国政府负责、述职。总督是英国统治下…     

架起亚洲人权法思想的桥梁——铃木敬夫人权法思想评介

<正> 铃木敬夫(1938——)教授是当代亚洲相对主义法学派和抵抗主义法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亚洲法学界促进人权法思想学术交流的友好使者。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在亚洲各国传播相对主义人权法思想,增进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法学研究的交流。铃木敬夫的著述中所体现出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实证主义法学方法论,倡导相对主义的人权法观念。 一、相对主义与人权     

信息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日前强调指出,香港基本法是未来香港的最高法律,其他法律只能以基本法为依据,不能允许有其他法律凌驾于基本法之上。在谈到有关香港“人权法案”的问题时,王汉斌指出,联合声明中规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家责任是国际人权法中很重要的一项制度.由于国际人权法具有与一般国际法不同的特点,运用传统国家责任理论分析国际人权法中的国家责任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在对国际人权法中的国家责任构成进行分析时,应适当拓展传统国家责任理论,使以国家责任制度在人权实现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国际人权法真正成为普遍适用所有人的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的法律地位

基本法第39条没有赋予公约在香港具有宪法性地位,从理论上分析,一元论的传统中,会产生公约与一国宪法或法律冲突的问题,香港秉承二元论传统,被转化的公约—香港人权法案作为一个普通立法,不具有宪法性地位。公约在香港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则呈现多样性的特点。香港法院将公约等同于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或者将公约作为解释基本法的背景资料、或者将公约作为本地立法的发展、或者直接适用公约。公约在香港司法地位的多样性易导致公约与人权法案性质和地位上的混淆。     

国际人权法在中国人权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人权法在我国人权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相关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客观、准确、充分和一致的认识。这既不利于我国对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进一步接受和适用,也不利于我国人权法制的健全和完善。应从国际人权法的自身情况出发,以国际法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和原则为指导,并以有利于我国人权法制建设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为目标,对国际人权法在我国人权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重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适当而必要的步骤和措施,健全和完善人权法制,并促进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互联网上的国际人权法资源研究

人权网站已成为人权法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本文拟根据国际人权法保护机制的特点，梳理国际人权法网站的分布脉络，并通过对重点人权网站的初步介绍和简要评价，为人权法学研究提供有效的检索路径和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鉴于互联网信息资源数量极大且时效性强、但内容良不齐且准确性不易核实等特点，本文将探讨对象限定为各类组织、政府及机构的官方网站或声誉卓著的权威网站。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尊重国家主权原则

该文认为，在国际人权法中，国家主权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基本条件和手段。国家主权也是国际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主权国家为实施人权而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权模式，根据本国国情确定人权内容的类别和先后顺序，确定人权保护和救济的方式、方法，均是该国的主权行为，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体尊重。坚持主权平等、对话合作、求同存异，才能推动国际人权法的有效实施。强加于人、以强凌弱的作法，只能破坏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走向国际人权法法律价值的反面     

人权法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

人权法具有两重属性,即客观性与主观性.人权法的客观性是指人权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香港银行监管体制

<正> 众所周知,港英政府一向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但是在银行制度方面,奉行的却是“干预主义”,十分重视银行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又颇具特色的、适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银行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对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香港银行监管制度及其监管体系,认识香港银行监管制度和体系的特点,对于“一国两制”的     

以保护投资者为最高利益

股灾催生的监管者与英国证券行业自律为主的传统相似,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的证券和期货市场不受政府监管.只靠香港交易所和行业协会制定规则,进行自律监管.直至1973年～1974年间,香港爆发股灾,港英政府才制定证券期货业的规管法例.当时执行有关法例的,是两个非官方的监察委员会,分别负责监察证券及期货交易事宜.政府内部只成立两个办事处,分别为两个委员会处理行政事务.此后十年,虽然香港与国际证券及期货市场均迅速发展,然而监管架构大致保持不变,直到1987年,股灾再次爆发.     

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

国家是国际人权法中最主要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但是 ,国际人权法除规定了国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 ,还包涵着另外一层非常重要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一国与“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关系中 ,国家负有首要义务。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可以总结为承认、尊重、保障和促进以及保护人权四个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对人权的国家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忠实、善意地履行所有这四方面的义务 ,国际人权法才能得到全面的实施、执行和遵守     

宋庆龄与香港“一碗饭运动”

1941年7月至9月,宋庆龄在香港倡议开展了＂一碗饭运动＂。此间香港各界热烈响应,香港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吃＂爱国饭＂、＂救国饭＂,争相为资助抗战、救济同胞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