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官员复出关键要“听责于民”

正官员问责,关键在于突出"官过民责"、"责权在民",并使"听责于民"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被问责官员不断复出的消息引发争议,有媒体亮出"培养不易,能修不弃"的观点,并强调尽可能公开透明。但在笔者看来,这还不够。当下的问题主要有四:一是"悄然复出",有官官相护、私相授受之嫌;二是没有考核、不察民意,有主观主义、以领导好恶为转移之弊;三是罢官时间无明确期限,全由领导自由裁量,随意长短,有的甚至不到半年就复出,形同儿戏;四是有问责、无责罚,大多数官员都是原职原级复出,处罚     

问责后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台湾反核最高原则是“台独”

<正>台湾反对继续兴建第四核能发电厂的民众很多,其中,从根本就反对核能本身的民众也不少,他们散布在各种政治光谱上。不过,为了反核,他们只能跟着有行动能力的政治人物走,而有行动能力的政治人物参加反核,动机当然就不是反核了。反核与公投紧密结合立即可以理解的反核动机,是打倒马英九,推翻国民党,但在政治斗争的更深层,冥冥中起指导作用的,却是"台独"。在台湾,只有对"台独"有利的反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民族化”思想述论

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民族化"问题的论述总结为三个方面:一、他们反对那种将其理论当成教义的错误倾向,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二、对于那种扭曲了原本理论精神的理论"民族化"现象进行了直率的批评;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特殊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被问责官员复出,网友调侃“免职如休假”

2011年12月初,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悄然复出,宜黄县委原书记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原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一些网民认为,在曾经的"立案调查"没有下文的情况下,就让被免职官员复出,这是对民意的漠视。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     

星闻人物

<正>胡歌:劫后复出去年8月遭遇重大车祸的演艺明星胡歌,经过近10个月的治疗,终于在6月22日宣布正式复出,并于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盛大的复出新闻发布会。在疗伤期间,胡歌得到了朋友、家人和无数歌迷的鼓励,这段时间让他得以静下来思考很多问题,并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深的认知。复出意味着重新回归演艺工作,因为车祸而暂停的新版《射雕英雄传》也将在胡歌复出之后于七月上旬复拍。对于胡歌来说,这次的复拍是一场考验,考验他能不能重新回到射雕大侠的感觉,也考验着他近段时间以来加强自身修练的成果。胡歌表示他会用行动来证明:复出,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五抓五解决” 倡清新从政新风

清新从政就是要倡导勤学善思,反对坐而论道;倡导令行禁止,反对阳奉阴违;倡导创新实干,反对慵懒散软;倡导团结共事,反对拉帮结派;倡导秉公办事,反对吃拿卡要。重庆市合川区在实施"德润合川"战略以来,不断加强清新从政文化、平实为民文化、健康经商文化的建设。区机关党建通过"五抓五解决"寓清新从政文化于整个工作中,要求机关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联系自身实际,将清新从政贯穿于本职工作中,做清新从政的坚定执行者。一、抓理论武装,解决"学习"的问题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微观天下

正"降级式问责"阻官员"悄然复出"8月11日,中纪委通报,原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涉嫌违纪被调查,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降级式问责"新趋势引发公众关注。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级别"跳水"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凸显了国家处理违纪官员的新思路,使问责制更为灵活,更有助于将处分落到实处。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七问罗点点——在生命的尽头保持尊严

<正>选择与尊严"是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2006年2月7日上午,"选择与尊严"的团队在北京开了一个名为:"掌握生命归途"的讨论会,这是他们对如何通过建立"生前预嘱(Living will),在生命尽头保持尊严的第一次讨论。会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选择与尊严(ChoicesDignity)。"选择与尊严"并不是提倡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他们只是建议成年人在疾病和生命的终末期,选择不使用徒然延长死亡过程的生命支持系统,如人工呼吸器、心肺复苏术等等。这种建议并不反对或贬低其他种类的选择。"     

他们的心声向谁倾?

<正>近来,台湾岛内政坛与社会现象让许多乡亲"愤怒",但是在海外打拚的乡亲们更多地则是"忧心"。一个社会可以发出各种反对声音,但不表示这种声音就正确。台当局选择息事宁人也间接造成了另一种不公平,那些没上街的人,无故成了受害者,他们是否也应该走上街头抗议?"核四"不转、公帑流失、电费上涨、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