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贵的纠错成本与迟缓的纠错机制

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将刑事庭审模式由法官纠问式,改成了控辩双方对抗式,无非是希望未来的刑事诉讼能贯穿以下3个常识理念,即疑罪应当从无、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可是,14年过去了,3个理念仍未得到真正落实。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几点看法

证人特别是重要证人能否出庭咋证,既是人民法院能否准确认定事实、能否定案的关键,又是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前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和法治意识淡漠。因此,应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入手,同时创造有利的化氛围,并以法律手段确保证人的安全,从而使证人出庭作证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探索与司法实践

刑事侦查既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又是起诉乃至审判的基础,如何提高刑事侦查质量、提升刑事侦查公信力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要求侦查人员在刑事审判时出庭作证。本文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从理论探索到司法实践的剖析,以期完善我国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进而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但在证人保护范围、作证经济补助以及出庭的前提等诸多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增加证人保护的专门机构，对证人经济补助制度条件及发放的程序加以规范，对刑事诉讼中特定职业作证特免权和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前提规范加以完善。     

手书证言如何认定

<正>杭锦旗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4份证人手书的证言,但是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被告代理人称,由于所证明的事实发生在农村,开庭时正处于农忙时节,因此证人不能出庭作证。法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对其提供的证言不予认定,对其所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证人负有在人民法院进行法庭审理时出庭接受询问的义务。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可见,对于证人证言的作证方式,法律做了明确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价值蕴涵及其实现

证人出庭作证蕴涵着丰富的价值,它体现了程序公正和以程序推进法治的理念和要求,它较好地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提高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提高法律的权威,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立法的缺陷、司法失范、证人的消极心理等是实现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价值的主要障碍。为此,需要完善立法,规范司法,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究

证人证言是刑诉中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被告人包括质证权在内的辩护权、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价值,尽管2012年新刑诉法已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顽疾依然没有根本扭转。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有限、难以承载所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完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或许是保证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最佳结合的有效手段。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明活动的重点。当事人行使诉权、律师行使代理诉讼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学者们研究与评判法院判决中对查明事实的认定，都离不开证明标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范抽象，且缺乏科学性。因此，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确立法律真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理性分析

近来,学术界出现了关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探讨。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十分科学。因为,从事刑事侦查活动的并非只有警察这一群体。因此,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加以界定更为准确。笔者于文中对该项制度的价值及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障碍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构建这一制度提出一些设想,以期益于我国证人制度改革。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蕴涵的效率价值

效率是现代社会备受重视的刑事诉讼基本价值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效率价值体现得不够充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针对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潜逃、死亡、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参加庭审时、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适用的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是在兼顾公正价值的前提下对诉讼效率价值的追求，有效地平衡了效率与公正价值的冲突，实现了两者的协调互动，能够及时地解决纠纷、维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使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有关法律问题浅议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律师参与诉讼的有关问题作出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科学性,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该明确,到底是辩护人还是代理人,法律未加以明确,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修正时的一大失误;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的特权限制了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导致了律师会见难,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查阅案卷的权利不应该受到限制(即:阅卷难);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应该受到限制(即:调查取证难);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人身权应该得到保障,律师依法办案,依法取证,应该受到司法保护,不能以证人改变证言等借口来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做法律的牺牲品,使律师不敢也不愿承办刑事案件,在辩护过程中不敢取证,不能切实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立法上要加强律师的人权保障,加大律师的维权力度.2004年以来制订的新法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均做出了规范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公安部都正在起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即:执业环境问题),逐步使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活动日趋规范和合理.     

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诉论

沉默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目前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确立和推行的国际准则也将沉默权作为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由此可见,在我国立法中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反映出一个国家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所以,我国应当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全面肯定沉默权,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交叉询问制度

本文对交叉询问制度的内容、模式和基本规则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我国目前的证人询问制度的立法、实践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对现行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深入改革才是完善我国证人询问制度的根本途径。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正确地收集、运用和判断证据,对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明标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早已据有一席之地。而在我国长期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为追求实体的公正而忽视程序的公正。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也…     

法治视野中的刑事诉讼观

法治视野中的刑事诉讼目的在于消解冲突。它要求以纠纷解决观、正当程序观与法律真实观等新型诉讼理念构成的观念体系与之相适应,以新型诉讼理念指导我国刑事程序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探讨

刑事和解制度是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体现了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之间的平衡,并在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追求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人民调解制度的经验积累,都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审前案件分流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引入

随着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我国刑事追诉环节之公诉与审判工作困境频生。消解此种困境应当以公诉分流观念为引导，以程序正义为价值理念，通过缜密的程序设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审前案件分流机制以提高诉讼效益。     

试论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作为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实现的一种法律价值,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刑事诉讼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正是基于它的公正性,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公正内涵包括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两方面.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外在价值,因而效率对刑事诉讼影响不应该从根本上或总体上改变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本质.由于刑事诉讼是由若干环节构成,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实现机制必然与构成这一活动的各个要素密不可分.     

我国批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探讨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设置批捕制度是人权保障价值理念的体现，是诉讼公正的要求。我国在批捕制度的实施中存在诸如办案人员执法理念陈旧、相关刑事立法滞后、配套机制尚不健全、对办案工作的考评机制欠合理等问题。完善我国的批捕制度应彻底转变执法理念、健全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及考评机制     

论刑事扣押行为的正当性

刑事扣押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收集和保全证据而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和文件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权限予以扣留、提取、封存等而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刑事扣押行为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行为,应该从程序上进行完善,使其更具正当性,并通过有效的救济机制,保障被扣押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