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探析

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不仅是解释个人加入职务犯罪亚文化群的原因,也是连接个人、群体、社会的纽带,还是连接职务犯罪亚文化形成理论和传播理论的桥梁.但是,我国现有犯罪学理论对它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不仅没有功能对象的区分,也少有功能性质的辨别.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亚文化的功能依不同对象和性质进行分析.     

异化接触理论对高校职务犯罪成因的深层解读及其启示

运用犯罪社会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异化接触理论对高校职务犯罪的成因予以解读后发现,转型时期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或者不健全只是犯罪的辅助条件,高校工作人员在异化接触中对犯罪观念、犯罪技巧和文饰能力的习得才是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以权力制约为重点的高校职务犯罪防控机制尚未切中问题的要害.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应研究和制定高校工作人员尤其是主管基建、采购、招生等工作的高校领导干部的工作规范,研究如何规范决策方式、规范办公地点、规范"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活动以及净化社交圈清除不当接触机会等具体事宜以防止交往异化,切实地构建起职务犯罪的"防火墙",将对社会准则和法律的反面性解释、助长犯罪的解释拒斥在高校之外从而防止高校工作人员习得犯罪心态与犯罪行为.     

警察职务犯罪心理因素分析

警察职务犯罪心理因素是影响和支配警察进行职务犯罪的各种心理成分，是推动犯罪发生的一种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不良需要、犯罪动机、偏倾的价值观、消极的人生观、不恰当的认识倾向、有缺陷的自我调节、极端的情绪和消极的情感、不良性格。上述心理因素在犯罪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些心理因素对犯罪行为的产生起支配、决定作用，有些心理因素对犯罪的产生起影响、制约作用。     

浅析犯罪亚文化对黑社会犯罪的影响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国际社会公认的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理论界也从多个角度对其加以研究。如犯罪亚文化对黑社会犯罪的影响就有很多不同的认识。犯罪亚文化是指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主流文化、反社会的极端越轨文化。黑社会犯罪与犯罪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犯罪亚文化是黑社会犯罪的精神支柱,它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内在动力。犯罪亚文化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其形成必然要受到客观物质世界变化以及人的思维变化的双重影响。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亚文化的功能

亚文化除具有主流文化的功能外,其本身还具有特有的功能。未成年人犯罪亚文化是犯罪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和作用上。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亚文化功能的分析,为我们从文化视角来研究、预防、控制和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奠定了基础。     

略论职务犯罪问题及特征

职务犯罪是指掌握一定权力的单位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的犯罪活动。它包括贪污、行贿受贿索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和营私舞弊等犯罪行为。当前，我国的职务犯罪比较普遍，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触目惊心，恶性案件骇人听闻；单位犯罪遥遥上升；公款行贿时尚风气；被提拔与犯罪同步进行；班子集体犯罪，罪犯一窝一窝；丈夫犯案，妻子子女齐犯罪；营私舞弊升级换代，假官员，弹冠相庆，滥用职权，玩忽职务等等，是当前职务犯罪问题的重要特征。     

职务犯罪的概念、范围和特点

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或者亵渎职务,违反职责规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一类犯罪。可分为利用职务的犯罪和亵渎职务的犯罪,共有141种具体犯罪,占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犯罪的四分之一左右。具有犯罪主体特殊、犯罪行为与职务必须有关联、社会危害严重等六个特点。     

迷乱/紧张理论和青少年偏差与犯罪

作为犯罪学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迷乱/紧张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曾面临质疑与非难,其内涵逐步被验证、扩充以及修正。该理论主要学术流派对青少年偏差与犯罪行为的解释有独到的意义,该理论在阐述青少年偏差与犯罪时亦存在局限性。     

依法治国语境下青少年犯罪实证研究——基于新媒体亚文化的视角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未来。目前青少年犯罪仍不容忽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新媒体亚文化具有丰富性、开放性、交互性和隐匿性的特征,使其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从犯意诱发、犯罪示范、犯罪认同等方面强化了一些青少年的致罪倾向。新媒体暴力亚文化、色情亚文化、帮派亚文化严重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并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犯罪样式。要控制青少年犯罪,应加强对新媒体亚文化的治理,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和引导。     

PUA犯罪亚文化的特性与遏阻对策

近年来，PUA亚文化深受青年大众追捧，由此产生的恶性事件以及违法犯罪屡见不鲜。PUA亚文化在与我国主文化的冲突过程中已经由一种良性文化演变成犯罪亚文化。这种犯罪亚文化具备叛逆性、联结性和畸异性等特征，并会产生反社会危害、反分化危害以及反规范危害，故必须加以防范。PUA犯罪亚文化的形成机理是：外部文化冲突中不良文化的泛滥与基础教育的不足为其形成营造了条件；内部文化冲突中犯罪人的选择偏差与被害人的选择失衡为其形成提供了动能；社会监管与法律制度等规范真空也为其形成提供了便利。为遏阻PUA犯罪亚文化蔓延，必须培养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学生的基础教育，增进对心理障碍亚群体的疏导和治疗。同时，也要强化对PUA行业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严惩PUA恶性事件和违法犯罪活动，以降低其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     

刑法中侵犯专利权犯罪的探究与完善

《刑法》分则中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十分笼统,使该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有诸多争议。假冒他人专利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则在于将一项不享有专利权的产品或方法冒充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因此,假冒他人专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谋利为目的,在自己制造和销售的产品上使用专利权人专用的专利标记或专利号,或将自己使用的方法冒充他人的专利方法的行为,据此,该罪区别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在专利权保护期间擅自实施其专利的专利侵权行为;区别于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为专利产品、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为专利方法的冒充专利的行为;以及区别于引发专利权归属之争的骗取专利权的行为。现行《刑法》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在文字和功能两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应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冒充专利的行为、亲告罪的设置等方面作修改,以期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单位应是抗税罪的主体——建议修改《刑法》第211条

刑法否定单位在抗税罪上的主体资格,导致刑法对单位抗税行为难以适用.否定单位在抗税罪上的主体资格,是出于恪守"单位不会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刑法理论.但是,刑法在走私罪、强迫交易罪等上并未坚持这一刑法理论.因之,单位不能成为抗税罪的主体的理由并不成立,刑法第211条亟需修改.     

片面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片面共犯在刑法上并无规定。其与实行犯组成的犯罪形式由于不符合共同犯罪条件,可定名为片面共同犯罪。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应按刑法一般原则定罪处罚,而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片面共犯应根据实行犯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遵循一定的原理,决定是追究其刑事责任。     

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之反思性检讨——兼论我国《刑法》第14条故意犯罪定义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其具有行为犯的特质,性质上是一种行为犯类型;本罪的主观罪过是一种故意,但是不同于传统刑法理论对主观罪过的认定以对危害后果为标准来界定的情况,其是对危险驾驶行为本身的一种追求或放任,而非严重的危害结果;我国刑法第14条对故意犯罪的概念界定有必要作出修改,改变结果本位主义,向结果本位主义与行为主义并和的方向发展,给予行为犯以一席之地,消除对行为犯犯罪主观故意认定的争议。     

规范刑法学中犯罪本质认识的三个误区

犯罪本质是刑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刑法学界对其研究也是由来以久。但中国的刑法学者关于规范刑法学中犯罪本质的认识存在三个误区:第一,认为社会危害性说与法益侵害说是关于犯罪本质学说的分歧;第二,法益侵害说的过度提倡;第三,形而上的犯罪本质研究与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笔者采取叙述性的描述方式,阐述了这三个误区,澄清了规范刑法学中犯罪本质研究的相关概念,为关于犯罪本质研究奠定基础。     

职务侵占罪主体的内涵与外延

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职务侵占罪的立法比较滞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应该包括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和劳务的人员。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权的人员从事公务时除外。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指负有共同平等注意义务的二个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不注意，共同实施或者促成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共同过失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客观存在形态。不能因为刑事立法的规定和传统刑法理论就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将其排除在共同犯罪之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在确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该考虑过失程度、行为人所处的地位和行为与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的大小。     

当代中国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思考

当代中国侦查学“基础理论”问题必然产生,其目的在于追求侦查学理论的“科学化”。建构“科学”的侦查学理论,首先,要把握好“侦查学科学研究关系”和“侦查业务实践关系”这两对抽象关系的区别与联系,明确研究对象;其次,要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侦查“科学”理论包含了定义和特征、原理和规律以及宏观控制方法等部分,具有事实学的意义。该理论既是侦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同时还可以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事实学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