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一个客观现实,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宁波PX项目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有其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消极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政府治理工作的重要挑战。本文在充分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起因与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危机的生命周期现象,构建危机治理模型,并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分别提出前期治理策略、预警治理策略、紧急治理策略及善后协调策略。     

政府教育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研究

在界定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空间、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总结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特点,即舆情更易快速集结,舆情体现出大学生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与公众舆情相比更易治理,舆情相对比较理性等;对已有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提出的治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和困境等成果进行了综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模型,即建立以"信息公开、对话、事后分析、决策"为流程的治理体系,对于信息不透明、制度缺失和政府不作为等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公开和对话可以增进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了解,分析和决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预防或平息群体性事件。     

新时代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借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社会治理难题,本土化的群体性事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治理好群体性事件成为当代中国治理的时代命题。综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状,理论短板急需学术思考,实践困境急唤理论创新,以社会心理为切入点的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便应运而生。当今社会,建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选择,两者之间蕴含深厚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通过构建"三器合一"的组合体系,有助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实践发展,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     

微信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及其应对

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以其私密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缩短了群体性事件由线上发布到线下集群的时空进程,给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治理难度。因此分析微信平台中群体性事件生成特点、种类以及治理难点与路径等,有助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研究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征、内涵进行了阐述和界定,详述了政府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失范效应,进而论述了非政府组织介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价值效用: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缓解矛盾冲突;发挥专业优势,辅助政府治理;监督政府行为,维护公众权益。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所受到的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的路径选择。     

论政府信任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基于某种利益需求和权利主张,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向有关方面传递诉求的网络民意表达形态和社会传播现象。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网民更愿意通过网络集结起来,共同表达利益诉求。因此,政府要有效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就必须重视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在强大的政府公信力支撑下做好对网络舆论的有效管理和引导。     

关于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几个理论问题

从类型上看,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分为集体性维权群体性事件、无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因族际关系和宗教而成的群体性事件三种。从成因角度看,引发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可从社会心理、利益矛盾、社会政策、政府行政等角度分析,其核心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张力平衡。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本文从构建服务型政府,培育公民意识,建立健全预防和应急机制,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合作治理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创新探究——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态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尽管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这凸显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的滞后与缺失。因此,地方政府应革新治理理念,转换治理范式,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当前,建立健全政府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利益协调与对话机制、政府预警与应急机制、地方领导责任机制以及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等,是我国破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考量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热点问题的涌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然而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阻碍着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深入研究。文章在探讨网络群体性事件词语的褒贬性之后,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客体、行为方式及政府的规制性方面加以考量,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是网民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在网络环境中发表看法、交换意见、集聚思想并需要政府予以规制的事件。     

网络谣言治理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我们站在理论建构的高度,积极吸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社会资本理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匮乏是网络谣言肆虐的重要根源。重塑政府公信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和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选择。     

论中国政府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电子政务治理途径

阐述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界定对于事件应对的重要意义,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应对过程中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现状:治理虽有成效但仍存在问题,主要是治理观念淡薄、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弱、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不高、公众参与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论述了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以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的新途径。     

微博环境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借助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组织和动员,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正确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尽快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切实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同时要重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关注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论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理论内涵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治理模式,与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治理的实践要求存在巨大张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不断提升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要在全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深化社会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的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全社会尊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良好环境;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政府治理工具和完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的常态治理轨道。     

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法治化的思考

近年来,因社会不公、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存在,我国群体性事件一直处于高发态势,并对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自然而然地与群体性事件结合在一起,并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发展和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发展的今天,如何依法、科学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维护稳定部门不得不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影响相比,无论是在法律、政策层面,还是认识层面,公安机关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工作均缺乏充分的准备。针对当前公安机关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依法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加强处置工作的依法性和科学性,维护社会稳定。     

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工作前置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关乎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形象,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我国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和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理念,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新要求,公安工作前置便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有效手段。公安机关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社区服务前置、建立网络派出所、提供全天候、无差别服务、以及辖区单位建立治安联控网络等措施,就能较好地将公安工作前置付诸实践,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适时化解相关方面的矛盾,降低事件发生或恶化的概率。